《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020-05-01 10: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中国的司法改革 孙逸仙 埃德温·柯林斯
在当今的中国，公共生活中也许没有一个方面比司法制度(如果它能称得上制度的话)更急需进行彻底的改革。与此同时，在这座几乎到处是腐败现象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厩里，肯定已没有一片干净土了。不彻底改变官僚制度，要把这座牛厩打扫干净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不结束满清或鞑靼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这种制度也绝不可能改进。
历史的必然 革命的需要──纪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六十周年 陆 仁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册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论大革命时期我党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 李世平 陈廷湘
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提出并坚持始终的政治主张之一。它曾经为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全国各界人民广泛接受，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主张的提出，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见解。分析“国民会议”主张提出的原因及其思想内容，对于探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革命时期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张孟莘
民主革命时期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是有关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我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我党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也有重要的意义。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黄慰慈 许肖生
抗日战争前夕，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有一千多万人。这一千多万海外华侨，绝大多数是迫于生计而流落异邦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不管华侨死活，使千百万华侨成为海外孤儿，他们寄人篱下，处于被歧视的劣等侨民的地位。广大华侨深深感到祖国的前途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祖国的强大与否对自己有直接的影响。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的广大华侨，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他们迫切希望祖国强盛，成为他们强大的靠山。
太平天国史研究述评 茅家琦
(一)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讨新问题(1949—1964)
太平天国史是一门老的学科，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解放以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开始走上新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研究的指导思想。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社论》肯定了太平天国的性质。认为它既不是如封建地主阶级所说的是一次暴乱;也不是如资产阶级所说的是一场反满运动，而是一次农民革命，“与在它以前的农民战争是相同的。”
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 苑书义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着两股互相联接而又互相排斥的潮流：一股把中国推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一股把中国推上独立、民主和资本主义道路。前者是阻挡历史前进的逆流，后者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流;前者来自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殆无疑义，那么后者的阶级内容是什么呢?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以就教于师友们。
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些看法 黄如桐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于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研究，已经发表了不少论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项研究工作有了新进展，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但是，总的看来，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还是不很充分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试图就下列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供读者参考，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 陈旭麓
一、群学的由来
群学就是社会学，它出现于甲午战后先进的中国思想界，反映了那时维新派的社会观。
社会学并非中国所固有，作为一门学科，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主要的发达国家正处于鼎盛时期，产业革命胜利完成，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工业城市一座座崛起，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空前复杂化，涌出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起来，对资本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 陈华新
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书，是研究康氏变法思想的珍贵资料，它对光绪帝的倾向变法，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由于此书在康氏生前未曾公开出版，它一直默默地深藏北京故宫昭仁殿达八十年之久，在解放后出版的有关戊戌变法的专著中，均有录无书。近年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日本变政考》原本，引起了海内外学者莫大的注意。今据《日本变政考》原本的复印本，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对此书作初步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 李华兴
在空前的社会变革中，“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五年间德国思想界状况所作的精彩描绘。类似情景，也出现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思想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救亡图存的迫切使命，新陈代谢的急遽步伐，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打下了复杂多变的印记;同时，也造就了象梁启超这样的“英雄”和“思想勇士。”
维新派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刘巨才
一 关于妇女问题的主张
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把解决妇女问题视为自强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利用《时务报》、《湘报》和《女学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主张。
(1)维新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为武器，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初步提出男女平等的进步主张。他们指出，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倡扶阳抑阴之说”，“其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待。
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 陈长河
唐继尧宣布护法，是真还是假?他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拥护还是反对?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唐继尧，了解西南军阀与护法运动的真实关系，也有助于认识孙中山在护法过程中所进行的顽强不屈而又复杂曲折的斗争。
过去，人们对护法期间孙、唐关系问题的探讨，曾有若干不同意见。笔者根据档案资料认为，从表面上看，护法期间，孙唐之间似乎有斗争也有合作，而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是唐是孙的一贯反对者。
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 邓野
1921年7月至10日间爆发于湖北境内的援鄂战争，是北洋军阀统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争，战争的结局，直接影响了当时与后来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发展。
援鄂战争，首先是湖北地方势力和湖北人民，与鄂督王占元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也是湘军、川军、直军(吴佩孚)各派军阀，出于自身的需要，力图通过这场战争来解除各自的内外矛盾的产物。前者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后者规定了战争的结局。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宁汉合流”的酝酿 陈宁生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武汉政府攻克了郑州、开封，取得第二次北伐的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占领了徐州、蚌埠。随后，汪精卫在郑州，蒋介石在徐州，分别邀请冯玉祥举行会议。两处会议都是以反共、“清党”为中心内容。郑州会议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的信号;徐州会议是“宁汉合流”的先声。两次会议促进了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反共旗帜下的联合，使北阀战争中途停顿，因而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最后失败的转折点。
关于《原道觉世训》的写作时间 沈茂骏
《原道觉世训》是洪秀全早期的一篇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洪秀全首次提到了所谓的“阎罗妖”(或称“妖魔头”等)，并号召人们“共击灭之”，曲折地表述了洪秀全已具有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思想，表明他从上帝福音传播者、道德说教者向反清革命者的过渡中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探讨《原道觉世训》的写作时间，对于研究洪秀全早期思想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高升号殉难爱国官兵人数考 戚其章
在甲午丰岛海战中，乘坐英国商船高升号的中国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勇抗强虏，其事迹真是可歌可泣!可是，当时殉难的爱国官兵到底有多少?迄今尚无可靠的说法。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说“溺死千余人”。郑昌淦同志的《中日甲午战争》说“约一千人壮烈殉国”。而林增平同志的《中国近代史》则说“淹死七百余人”。数字相差如此之悬殊，究竟以何者为是呢?
“公车上书”新解 李正中
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词书，一般将“公车上书”解释为：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来就以“公车”作为入京会试举人的代称。“公车上书”是指一八九五年五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在北京应试举人给光绪皇帝上书的请愿。
这种解释的依据，主要来源于《西汉会要·选举上》建始三年十二月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部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质疑 曹仲彬
长期以来，我国党史界一直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可是，当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却否认当时曾使用过这个名称，并认为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面临着这种意见分歧，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中国的建党实际出发，重新考虑和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问题。
近年来，有的党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某些探讨和研究。为了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笔者发表点浅见，供大家讨论和研究时参考。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 胡庆云 肖甡
近几年来，党史学界对“一大”前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已经建立的问题，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说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于“一大”前，目前尚缺乏材料证明。我们的看法是，“一大”前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其理由如下：
一、一、从毛泽东在“一大”前的革命活动来看，湖南没有共产主义小组。
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党的“一大”以前，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中心，积极开展了多种革命活动。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期间，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
“二七”罢工是我党单独领导的 孔蕴浩
“二七”罢工是国共合作共同领导的，还是共产党人单独领导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说：“国共两党人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洽……那时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员……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的会议(按指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我的回忆》第一卷268页)。这就是国民党员陈天不但作为“极著声望”，“受工人们信赖”的国民党工会活动家的代表参加了“二七”罢工的领导，而且比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陈独秀早期活动资料补絮 张湘炳
近读史籍，见有陈独秀早期活动资料三则，为过去无人述及，今录之，以作陈独秀早期活动资料之补絮。一 隐居杭州
过去多数学者都认为陈独秀一九○九年从日本归国后，即在杭州陆军小学任历史、地理教习。今见一资料证明，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后，并未立即就任杭州陆军小学教习，而是在杭州隐居。这则资料见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五日《民立报》中之《小奢摩室诗话》栏里。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3-01-29 1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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