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020-05-08 14:22: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李大钊的三篇佚文
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 北京大学教授 李守常
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只要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还要受资产阶级意志统治的这种时代继续存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正是这种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也可以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
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在上海最先会见了孙文先生，孙先生首先从北上问题谈起，他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
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 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自政变以来，有相当多的议员往上海天津去了，其准确数目虽不得而知，但在北京召开宪法会议却似乎已成为泡影。有些人以为，滞留北京的议员都早已被违背国民意志的直系收买了，如若在上海召开国会，有可能代表人民意志。然而依我所见，不论是跑到天津上海的、还是留在北京的议员，无一不是被收买了的，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民意的。留在北京和跑到天津上海两者之间，只有被直系所收买或者被黎派、段派、张派所收买的区别，而在依靠金钱支配行动这一点上则毫无二致。
珍贵的历史文献──读李大钊的三篇佚文 韩一德
不久前在大连图书馆查阅二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从该馆所藏《北京周报》中发现了李大钊的三篇重要文章。《北京周报》是1922年1月由日本人藤原镰兄在北京创办的日文刊物，李大钊与这个刊物有密切的关系。据山道健太朗所著《巴黎社会一百年与日本》一文中介绍，李大钊于1920年10月曾加入日共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在名册上并注有李大钊领取该同盟宗旨书五十本的记载。在这个同盟里李大钊就结识了后来成为《北京周报》主要记者的丸山昏迷等人，丸山昏迷在北京经常进出李大钊的寓所，征求他对时局的评论。
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 段云章 周兴樑
孙中山研究，是半个世纪以来人物研究中举世瞩目的一大课题。
远在1896年，孙中山刚以革命家为世所知，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就将孙中山的自传编入《中国人名词典》之中。随后又有日人宫崎寅藏所撰《三十三年之梦》以及黄中黄《孙逸仙》的出版，进一步介绍和评论孙中山。1912年，列宁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新生的中国》、《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中国党派的斗争》等著作，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孙中山的最早关注。
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 姜宏业
革命根据地银行，是在根据地有自己政权和自己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没有根据地，没有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经济，便没有自己的银行。因此，根据地银行与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息息相关。笔者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一文，主要概述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银行事业演变的情况;本文主要概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银行事业大发展的情况。
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影响 刘志强
一九七六年美国出版了一部近六十万字的专题文集《托洛茨基论中国》。莫纳德出版社编辑伊万斯写信给彭述之，请他给该书写一篇导言。彭述之“很乐意承担这个任务”，于是写下了近五万字的长篇导言。彭述之说，他之所以乐于为此书写序言，一是“这将帮助读者比较具体地理解列甫·托洛茨基的伟大贡献”;二是“研究中国革命”，总结中国革命经验。
论新桂系的形成及其统一广西的历史意义 黄宗炎 韦春景
统治广西二十五年(1925—1949)之久的新桂系，是一个势力颇为强大的军阀集团。它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尤其中华民国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新桂系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这里，拟就新桂系的形成及其统一广西的历史意义，作些粗浅的论述。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学君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但张、杨的作用是主要的。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倡导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又是主要决策人。
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 魏楚雄
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流行把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将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华伦·史迪威从中国召回一事，称作“史迪威事件”。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一开始就借用了这一专用名词，但在“史迪威事件”的分析与评价问题上，笔者并不敢苟同在台湾史学界以及国外史学界所流行的观点，即将“史迪威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史迪威个人。实际上，“史迪威事件”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转变过程中的相应产物，它所产生的原因应从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本身的矛盾性中去找。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何志功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性年代，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怎样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
竺可桢──中国近代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典范 许良英
中国是文明古国，十四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促进欧洲近代文明兴起并改变世界面貌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都来源于中国。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伴随而来的近代自然科学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当欧洲冲破封建桎梏，掀起文艺复兴运动，生产和科学都得到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却依然在中世纪的长夜中沉睡。近代科学是以“西学”的名义，先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断断续续地进入中国的。
试论清中期的“夷欠”问题 林延清
清朝乾隆时期(1736—1795年)以来，在中国和西欧北美国家特别是和英国的关系中，有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夷欠”问题。尽管清政府使用各种方法竭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却越演越烈。其结果不仅引起中西纠纷的不断发生，而且还对广州洋商制度产生很大影响。
本文试图对“夷欠”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它产生和不断激化的原因，以及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 茅海建
兵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兵力的强弱，不在于绝对数字，而在于比较。本文试图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双方各自的兵力及其对比。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清军的抵抗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国范围的，仅在广州地区、京津地区与侵略者流血鏖战，而在上海、舟山、大连湾、芝罘等地却与英法联军猫鼠同床，和平共处。因此，作者除了注意清王朝的总兵力外，主要把眼光放在作战地区已经集结的兵力上。这是就兵力部署的地区而言。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井上清
前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同属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国家。并且，两国都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里为方便起见，也包含美利坚合众国与沙皇帝国)的压迫、侵略，朝着半殖民地化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到这一世纪末，两国所达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大致完成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在经济结构上，虽仍保留了许多封建关系，但资本主义体制已占统治地位，初步建立了近代科学技术文明的体系。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 耿云志
近代史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中国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所以还有一个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实现这两个任务而斗争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虽然它不很称职，但历史的命运毕竟作了这样的安排。因此，资产阶级的状况究竟如何，是研究近代史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 王来棣
1912—1913年间，革命导师列宁曾经发表一系列论著，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纪念孙中山先生》等文章，也肯定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我国史学工作者一般都遵循革命导师的立场、观点，对辛亥革命进行研究。多年来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著，几乎都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推翻了帝国主主义走狗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也谈巴西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 秦 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巴西会议，是长征途中党中央在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过去一般认为是一九三五年八月。最近，有些同志考证会议召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但对具体日期有分歧，一说“只能是九月四日”,一说“应当是九月九日”。下面根据所掌握的材料，谈自己的一点意见。
关于决定创办《向导》时间的考订 徐有礼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是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党中央何时决定创办《向导》?这个问题似乎已有定论，通行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著作中都说决定于党的“二大”。但是，有关材料证明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
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党的“一大”决定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同时，也曾就筹办党报问题进行讨论。但不久，《共产党》月刊停刊，“党中央的刊物只有公开发行的《新青年》，对于指导党的实际的革命工作，诸多不便……”
读史札记二则 伊 杰
一、汤寿潜未当过谘议局议长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由何论著始，汤寿潜被冠上了清末浙江谘议局议长的头衔。近年一些论著依然沿用此说，如《辞海》(1979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1982年版)均说汤1909年即为议长。张晋藩、曾宪义著《中国宪法史略》(1979年版)、方志钦著《辛亥革命简史》(1980年版)和于伯铭、冯士钵的《清末的谘议局》(《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韦庆远等的《论谘议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等亦持此说，或云汤一度曾任浙江谘议局议长。其实，皆无稽之谈。
全国首届史学理论讨论会述要 吴 明
全国历史学“六五”规划会议提出要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为了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由《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远代史研究》、《江汉论坛》四个刊物编辑部发起和组织的我国首届史学理论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2日至6日在武汉市举行。会议得到了湖北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史学理论的研究、教学、编辑人员八十多人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的论文共五十多篇。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3-01-29 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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