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文提要:
孙中山和中国的近代化 金冲及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换年代:古老的中世纪的中国正在死去,新生的近代化的中国将要诞生。在这个充满着新和旧的复杂冲突的岁月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一个战士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同旧势力奋战;以一个开拓者那种生气勃勃的创业精神,在人们面前勾划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化的蓝图,并为它的实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 茅海建
军队是掌握武器装备的集团。近代战争,一般的说来,不再表现为肉身相搏,而是人使用武器装备来对抗。人的力量通过其掌握的武器发挥出来。随着科学的进步,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武器装备也不断地得到更新改良。武器装备在近代战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武器装备的威力是通过人来实现的,这就需要训练。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人使用武器装备的技能和学习尽可能发挥自己装备效力的战术。训练不严,利器亦不能尽其用。
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 贺跃夫
戊戌时期,康梁维新派曾提出“兴民权”必先“兴绅权”的主张,但在当时,他们除办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几个短命的团体外,对兴绅权并无实际建树。倒是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绅权似乎真的兴起来了。维新派兴绅权的主张包括“开绅智”──促进士绅的政治觉醒和“畀绅耆议事之权”,在清末宪政中,这两个方面都颇有一番气象:士绅的政治结社在各地纷纷出现,表明了一部分士绅的政治觉醒;谘议局在立宪派士绅的推动下成立,成为他们活动的大本营;地方自治运动普及至州县以下,为更多的士绅了解近代政治提供了机会。
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 樊明方
在近代中国与沙皇俄国签订的几个不平等条约当中,在陆路贸易问题上给予沙俄侵略特权最多、给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一个条约是《伊犁条约》(即《改订条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中俄两国曾就修订这个条约关于商务方面规定一事断断续续进行过三年左右时间的交涉。沙皇俄国凭借其政治、军事实力,在交涉过程中对中国进行威吓、愚弄、讹诈,最后又单方面宣布将条约延长十年,达到了它保持从《伊犁条约》商务规定中攫取的侵略权益的目的。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 刘德喜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曾努力寻求同中国的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进行合作。这本来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却很少有人论及。本文打算就这一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苏俄、共产国际建立之初,由于遭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围剿和反对,曾努力寻求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政府的声援和支持。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要求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
中央红军入黔时西南军阀与蒋介石的勾结和矛盾 李双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十二月十二日,由湖南通道转兵进入贵州。蒋介石为“聚歼”中央红军于贵州,纠集了粤、桂、湘、川、滇、黔等西南地方军阀,调动数十万军队,前堵后追,费尽心机。但仍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在此期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和西南军阀地方势力之间,西南各省地方军阀之间,各省军阀内部的派系之间,出现了一些既有紧密勾结,又有尖锐矛盾的复杂情况。
抗日战争中两个战争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 徐 焰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民族共同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战争中始终存在着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两个战场除了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着毛泽东所说的“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一面。今天,我们要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就需要对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进一步作综合的分析和研究。
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 潘 荣 肖 前
迄今还未见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敌后武装及其活动有专题研究。而这个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抗日战争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特点,对于探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在抗战后期的衰败的原因和规律都有重要价值。本文仅就抗战时期敌后国民党军的来龙去脉作一些初步探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 胡绳武 程为坤
民初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社会风尚方面也是如此。辛亥革命的风暴,不仅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也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一代新风。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社会风尚的演变,它体现的社会观念形态的变化,它所涉及的新旧习俗、观念之间的斗争,加以论述,以求揭示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 黄逸平
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研究中,论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往往从近代工业开始,忽视了商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而早期的民族资本的商业,又被认为是买办商业,撇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范畴。因此。分析早期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对于阐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及其规律,有重要补充的意义。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商业较多地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它是在外国资本入侵后进出口贸易的刺激下滋生的。开埠后,外国资本主义大量倾销商品和对我国原料、农副产品的掠夺,促使了我国原有商业资本的分化和改组。
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 胡光明
商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商会诞生于庚子事变前后,至建国初年为党所领导的工商业联合会取代为止,共存在了半个世纪。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天津商会档案全宗》,是目前仅存的揭示商会性质与作用的珍贵历史文献,该全宗总卷数达一万三千八百余卷,保存完整而系统。其中大量的商家诉状、条令法规、商情调查、函札文电,真实记录了清末庚子以后至建国初年津直地区乃至国内不少城市商会的发展和演变,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
抗战前无锡工业化过程的特点与意义 陆仰渊
江南水乡的明珠──无锡,在十九世纪末还是隶属于常州府的一个商业性城镇,事隔三十年,到抗战前,一跃而名列为中国第五位的工业城市,被誉为“小上海”。无锡的变化是江南近代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无锡近代工业的发展,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在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难得有这么一个民族资本集中而又发达之地。它不仅对于江南,甚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不小的影响。研究无锡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对今天进行城乡经济建设不无借鉴。
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 严学熙
无锡位于江苏南部,太湖北侧,是近代中国蚕桑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蚕桑生产维系了近代无锡农村经济的荣枯,促进了无锡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无锡近代社会经济演变过程中影响特别深远的产业部门之一。
蚕桑生产在无锡的兴起
宋元以后,太湖流域是中国蚕桑和丝绸生产的中心。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生丝的主要产区仍集中在太湖南岸浙江的湖州、嘉兴和江苏的吴县、吴江等地。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上海一跃而为我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来沪开设洋行。
欧战后苏州丝织手工业三十年间的蜕变 段本洛
苏州丝织手工业是中国手工业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业。早在明末清初,苏州丝织手工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它历尽迍邅坎坷,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其中一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成为中小型民族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18年至1949年的三十年间,苏州丝织手工业经历着怎样的命运?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问题。
晋绥边区工商税政策的演变 韩志宇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工商业经济十分弱小。建立在这种落后的经济结构上的工商税,自然在财政上不占重要地位。但是,作为财政政策组成部分的工商税政策,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正确的财政方针,足以影响边区幼稚的工商业的发展,关系作为边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自给自足经济能否形成。在这方面,晋绥边区的工商税政策走了曲折的道路,它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 胡庆云
陈独秀投降主义何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一直是党史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研究,我们认为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形成的“标志”;从1927年斗争的客观实践来看,陈独秀投降主义在春天也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应是1927年4月—7月。
烟台仁德洋行点滴 宋玉娥
仁德洋行是美国传教士在烟台创办的一个企业。自从1862年,烟台开为商埠后,西方传教士接踵来到烟台。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英国北爱尔兰人詹姆士·马茂兰夫妇(James Mcmullan,1860—1916)来到烟台传教。在烟台及胶东传教的过程中,他们想把一些闲置的妇女劳动力廉价地动员起来,编织花边,销售海外,获取利润,因而便假传教之机,教授女教徒编织花边。1893年,老马茂兰便利用传教士的国家津贴及教徒捐赠,作为资金,在烟台大马路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詹姆士·马茂兰公司”,并根据中国社会对商业经营提倡“仁义道德”的传统,讲究商业经营的信用,因而中文题名为“仁德洋行”。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1-05-26 10: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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