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2020-05-13 09:52: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邹明德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叶。其标志就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中国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始于一八○七年英国伦敦布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来华至鸦片战争前夕凡三十年，这一时期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既扮演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要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吹鼓手和帮凶的可耻角色，同时又不自觉地担负起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责任。
论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 陈伟芳
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两者互相依存而又互相矛盾，构成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课题。本文中提到的早期维新思想和维新派，相当于一般通称的改良主义混淆在一起，含有贬义，而且这个时期历史实践提出来的问题是维新与守旧的对立，还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出现的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因此，对政治派别及其思想的划分，似应以能反映不同时代的特点为宜。近年来，在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关系怎样?其地位和作用如何?早期维新思想家是否就是洋务理论家?
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 李文海 刘仰东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显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去观察，才能了解它的全貌。就义和团运动来说，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远不能说对这一侧面已经饱览无余，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但是，当我们调换一个角度，尝试着从一个新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审视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它会呈现若干新的形象，使我们得到一点新的认知。我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确定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探索和剖析义和团运动的。
《光绪朝东华录》研究 李志英
《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编，原名《东华续录》，宣统元年由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凡二百二十卷。1958年，中华书局将《东华续录》改名为《光绪朝东华录》，并断句整理，重新出版，共五册。
关于编者朱寿朋的情况所知甚少，根据一些零星材料，知其字锡百，又作锡伯，号曼盦,江苏省上海人。生于1868年。祖父朱英，岁贡生，曾受业于钱大昕弟子诸玉衡之门，父朱升庭，副贡生，习医。朱寿朋1902年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以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驻巴西公使馆三等秘书。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 洪葭管
中国银行在1935年前是旧中国最大的中国资本的银行，张嘉璈是1935年前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对这家银行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我们通过研究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这个命题，不仅可以解剖一家特大的金融机构，探索一位著名银行家的经营思想，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看江浙资产阶级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四大家族怎样从支持、抗衡到沦为附庸的过程。
中国银行由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创设
中国银行的创立有一复杂的过程。1912年1月3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由吴鼎昌、叶揆初、宋汉章等发起成立的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即备文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设中国银行”。
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 朱 英
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成立的一种武装性组织，在当时众多的新式社团中十分引人注目。近年来，史学界已有同志对上海、武汉的商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苏州商团则由于过去出版的有关地方文献记载甚少，因而迄今尚无专文论及。本文主要根据暂未发表的档案资料，对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团产生的原因、组织特点及其政治态势作一概述。
中国是怎样得以在抗战时期实现废约的? 韩渝辉
1942年10月10日，美英通知中国，自动放弃在华特权。次年1月11日，中国和美英分别签定了平等新约，随后又与其他有关国家签定了类似条约，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除。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抗战时期废约得以实现，确非局限于抗战时期的孤立事件，追根溯源，应将它纳入中国争取废约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进行考察。
集兵江北与夺取中原 温瑞茂
解放战争四年取得胜利，大大超出了我党原来的估计。我军所以能在军事上连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战略上宏观指导的正确。其中集兵江北──夺取中原又是非常成功的一例。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从抗战胜利到济南战役，我军历史上曾出现三次集兵江北，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江南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支队等部撤至江北，是为第一次;战略进攻前夕，军委放弃由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叶飞、陶勇两纵队出闽浙赣，是为第二次;战略决战之前，军委决定华野一兵团不再出兵江南，而留于江北作战，是为第三次。
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及其他──答牟安世同志 李时岳
我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一文中，曾列专节谈到义和团运动。牟安世同志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为题，就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用以及它们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载《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各抒己见，本来是不必求同的。但牟安世同志指名和我“商榷”，不答似乎失礼。借此机缘，我想进一步陈述自己的思考，也许会有助于讨论和研究的深入。
胡适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李 庆(美国斯坦福大学)
在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年月里，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钱玄同等人都是亲近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以北京大学为堡垒，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共同向旧思想旧文化开战，在污浊沉闷的中国刮起了一阵清新刚健之风，唤人甦醒，令人振奋。可是，随着思想文化的变迁以及外国各派主义的纷纷输入，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具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内部开始了分化、争论，终至发生分裂。第一次公开的辩论即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准备 曾景忠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红军长征史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准备是其中之一。过去一般论著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很少触及，甚或有指斥这次战略转移“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就“仓皇”“突围长征”的。事实并非如此。本文拟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筹划、各项准备工作及准备中之缺陷失误等情况作一考察，敬请史学界同志指正。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册读后 汪敬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明逵同志编纂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最近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是编者三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
早在五十年代，刘明逵同志就开始了中国工人阶级历史资料的搜集。积三十年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出版的一本，是全部十四册资料中的第一册。单是这一册的字数，已达七十六万言。全书字数，当在八百万字左右。
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 胡建华
最近出版的汤志钧同志的《戊戌变法史》中提到“最初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的是安维峻”。书中引用奏片的大部，说明安维峻以纲常名教为己任，视“六经如日月经天”，称清王朝“重道尊经”，斥康有为“力翻成案”，是“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并请旨焚毁《新学伪经考》，以防康有为“煽惑后进”。作者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也持此说。所引史料源于《冀教丛编》卷二，《安晓峰御史请毁禁〔新学传经考〕片》。
“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时限 龚炳南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了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此后，由于国内反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加之其他原因，中日交涉一路坎坷，谈判无结果。4月26日，日本政府提出修正案，5月7日，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辅之以武力恫吓，胁迫袁世凯就范。
在有关历史论著中，述及“最后通牒”的时限，几乎众口一词：限48小时内答复。“限24小时内答复”之说亦依稀可见。二说均不确。
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 熊建华
最近，笔者在翻阅旧报纸时，发现了冯玉祥国民军在北京东单办的《民报》(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创办，八月十九日主编陈友仁遭张作霖逮捕，该报被迫停刊，共出了二个多月)。它是国民军的喉舌，是专门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创办的。其中对冯玉祥在五卅运动中的言行记叙颇多，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五卅惨案传到张家口，冯玉祥闻讯后，义愤填膺。他首先谴责了帝国主义的暴虐行径，同时对学生的革命势情深表同情。冯玉祥指出：惨案是“千古未闻，人类没有的事。”
关于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 王阿寿
近几年，不少同志对我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产生和形成，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注意力往往局限在“十六字诀”究竟是毛泽东还是朱德概括总结这个问题上，这就限制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认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最早而且比较完整的提出者，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朱德，而是张世熙(江西万安人，曾任中共万安县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党的六大代表，一九三○年牺牲于南昌);“十六字诀”最早而且比较完整提出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一月上、中旬，而不是一九二九年及其以后;
关于政委制和军政委员会的两个问题 郭迪明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刊载郭占波同志《军队中党的领导体制的演变》一文，对研究军史和近代史大有帮助。美中不足的是，《演变》一文在有关政委制和军政委员会问题上出现了失误。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加以修正。
其一，《演变》一文将实行政委制时期的下限划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这种分期是错误的。在抗战初期，我军政委制有一取消与恢复的反复过程，《演变》一文只字未提。一九三七年五月党的苏区代表大会决定按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改编红军，实行单一领导制，取消政委制。
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军阶最高的将领是谁 刘敬坤
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军队击毙日军中将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共有三人;为我军击伤后毙命的一人。1939年11月7日，我国第十八集团军在太行山区灵邱县境内宿崖地方，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22日毙命)。这是我国在抗战中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的陆军将领。1942年5月28日，我国第三战区守军于浙江金华、芏溪地区，“在游击战争(中)，突袭敌第十五师团部，毙其师团长酒井直次郎中将”(〔台湾〕国防研究院：《抗日战史》，第176页);《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作“酒井直次”。这是我国第二次击毙日军将级的陆军将领。
一九八六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纪要 凤 鸣
按照全国史学规划小组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建议，继一九八四年武汉会议和一九八五年上海会议之后，由《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和《安徽史学》编辑部共同发起的一九八六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今年五月六日至十日，在安徽省歙县举行，会议以历史研究方法为主题，介绍和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情况简介
一九八五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3-01-29 1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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