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文提要:
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之中国 赵复三
在北京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们不能不思索的是: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以及它所树立的价值在今天的意义。现代中国从20世纪初算起,长期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经过10年,推翻了已经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共和国。这次革命并未真正改变中国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在共和国成立10年后,中国工人阶级再次举起革命的大旗,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进行将近30年艰苦卓越的革命,建立起人民共和国。
20世纪初年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 俞旦初
中国近代的爱国人士,为了反对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在从本国传统的民主思想中汲取营养的同时,特别重视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取得借鉴。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法国大革命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来看,20世纪初年的资料最丰富,内容最广泛。本文篇幅有限,只试图就其中的某些方面略作考察,为有兴趣者提供一些资料和线索。
铁军纵横谈 萧 克
我于1926年春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翌年春在武昌参加被称为铁军的第11军24师71团。第11军是由北伐到武汉的第4军一部扩编的,我们24师的师长开始为戴戟,后来就是铁军名将叶挺。那时,铁军威名远扬,我们都为自己是铁军的一员而感到光荣,时至今日,提起铁军,我仍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支独负盛名、战绩辉煌的部队,给我留下的印象以及后来在人民军队战斗中的影响太深刻了。
《湘军史稿》序 罗尔纲
多年前龙盛运同志同我说他要研究湘军史。盛运同志湖南人,熟悉湖南的风土人情、典章掌故。他又是从学校起就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正是适宜于研究这一专题,所以我十分赞成,怂恿他立即着手进行。
以前是有人撰著过湘军史的。曾入曾国藩幕府熟悉湘军事迹的王闿运著有《湘军志》、王定安著有《湘军记》。我于1938年1月抗日战争初起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迁广西阳朔时,也以半年时间,根据极贫乏的资料写过一部《湘军新志》。
论中外战争中的李鸿章 夏 冬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是对外战争中方关键人物之一。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根据国际形势及力量对比,制定了这样的战略总方针: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以守为战,以战为和。李鸿章是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总方针的?效果如何?
守势战略
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的权力开始由地方向中央发展,考虑问题也开始全局化。在对敌我双方力量分析的基础上,他制定了以“守疆土”为指导思想的防卫战略。
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 崔志海
《新民说》是梁启超浩翰著述中较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近代思想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自发表之日起,人们对它的评价就仁智互见。直至今日,仍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谈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在19世纪末的戊戌启蒙思潮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就曾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及中国儒学经典《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主张。
论曾鲲化早期铁路管理思想 佘江东
曾鲲化(1882—1925),字博九,湖南新化县人,早年赴日留学,回国后,从事铁路的管理研究、政务及管理教育工作,曾任晚清邮传部司员、中华民国交通部统计科长、北京铁路局局长、路政司司长,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统计学教授,留有《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中国铁路史》等专著。曾鲲化是清末民初著名铁路管理学家、统计学家、中国近代铁路管理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杰出贡献长期未受到起码的关注。今天,科学地评价他的铁路管理思想,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沙俄攫取中东路路区行政权始末 石 楠
中东铁路是沙俄推行侵华政策的重要工具。中东路路区(亦称路界、“附属地段”或“铁路地段”)是沙俄在中国东北的重要基地。攫取中东路路区的行政权,确立俄国在该地区宰制一切的地位,是沙皇政府的既定目标。1903年7月,即中东路全线通车之时,路局颁布“铁路管理总则”,列入民政管理条款,是沙俄公开着手攫取路区行政权之始。
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和废弃 吕一燃
俄商在新疆的茶叶走私活动
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有正当的贸易,也有非法的贸易。清朝末年,新疆地区“中俄商务交涉最纠纷者,莫如茶叶一端”。其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俄国商人不顾清政府的法令和中俄有关条约的规定,在新疆大搞其茶叶走私的缘故。
按照1881年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的规定,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贩买土货回国,必须由条约指定的路线行走,即由张家口至恰克图,由张家口至尼布楚,或由张家口经科布多进入俄国境内;沿途不得私售,否则将“其货全行入官”。
关于辛亥革命后盛宣怀阶级性的转化问题 代 鲁
洋务官僚盛宣怀于1896年自张之洞手中承办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复于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在他主持下,汉、冶、萍三厂矿始得联成一气,并于1908年正式组成了统一的汉冶萍公司。盛宣怀自接办汉厂冶矿起,就将他相当一部分资财乃至精力投注到这一企业,使该企业成为盛氏以后进行工商洋务活动的重要地盘。这一企业在盛宣怀手中,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商办”的过渡,表明企业的社会属性发生了某些变化。作为企业人格化的代表者的阶级性,自然也会随之有所演变。
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 王玉茹
开滦煤矿自创办到被中国政府接管的80余年间,先后经历了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时期(1878—1901年)、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时期(1901—1912年)、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时期(1907—1912年)、中英合办开滦矿务总局时期(1912—1950年)。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开平矿务局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开滦煤矿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转移,开滦与其它中外煤矿的竞争和对市场的垄断活动,开滦矿工的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尚未深入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尤其是缺乏长期的计量分析。
《孙中山和中国近代军阀》序 金冲及
重评现代评论派 陈先初
1924年底,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在北京创办了名为《现代评论》的综合性周刊。1928年底《现代评论》终刊之前的4年内,他们以该刊为阵地,从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等方面发表文章,评论时政,参与社会,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文化派别──现代评论派。
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评论派是“以胡适为首的一些反动的大学教授”拼凑起来的“买办资产阶级文化集团”。
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 郭曦晓
蒋介石1927年秋对日本的访问,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对这个近邻国家的唯一一次访问。时隔半年,中日之间便爆发了第一次危机──济南“五三惨案”。史学界对于蒋介石这次外交活动,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日本有些论著称,通过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蒋日双方达成了谅解、甚至缔结了秘约;台湾一些书籍则说蒋介石为转移日本侵华的传统政策而赴日,意在“对日本当局作一点说服工作”。
《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 刘国新
《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都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的重要事件,从日本侵华政策的角度去考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本文将就此作些阐述。
《塘沽协定》是日本策略变化的标志,这一策略变化的直接产物是“华北自治运动”
众所周知,日本对华北的基本政策就是“分治华北”。但是,“分治华北”并不能必然的产生“华北自治运动”。因为,实现华北的“分治”可以有两途:其一,使华北现政权垮台。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李义彬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蒋”方针是否违背共产国际精神,是否正确?二、“逼蒋抗日”方针形成的时间及条件(主要是受没受到张学良的影响)。现在,笔者根据自己接触到的有关资料,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同行。
评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几个论据 赵延庆
卢沟桥事变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对事变的原因和性质仍有不同认识。日本有些学者特别是部分前侵华军官的著作多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说事件之火“是在从没有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地点燃的”,“完全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其主要论据可以概括为“重点对苏论”、“无计划论”、“非阴谋论”。
有的人认为,日本特别是日本陆军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当时正致力于“加强对苏战备”,“无暇他顾”。这就是所谓重点对苏论。
发展苏北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实现──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斗争中的历史贡献 姚 勇
1939年11月,为贯彻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时隔一年,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在苏北胜利会师,实现了开辟苏北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后方的计划,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完成。这是刘少奇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正确择定战略突击方向的结果。
确定苏北为发展华中的战略突击方向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抵达皖东津浦路西时,新四军已经坐失了在皖东地区大发展的先机。
抗战期间留学生群像初探 王奇生
近代以来,每逢重大事件发生之时,海外留学生即大批归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七七抗战,直至新中国成立,都成为近现代中国留学史上的回国高潮。本文主要叙述抗战军兴后,海外留学生共赴国难的情形,藉以探索国难期间留学生的群体形象,祈能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侧面。
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 朱敏彦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场经济救亡运动。它是在国际友好人士倡议下,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产生的。它对于组织人民大众、开展生产自救、克服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战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之誉。
中国工合的最初发起人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原名海伦·福斯特)。
“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读《丁日昌评传》 赵矢元
丁日昌(1823—1882)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走改革自强道路的早期倡导者之一,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政治家和富有革新精神、引进先进科技、创办近代工业的实干家。有史以来,我国的第一个机器制造局、第一条电报线、第一条自建铁路、第一批学生留美以及创办轮船航运事业、创建轮船水师等都与他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丁日昌登上政治舞台是与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同时开始的,他历任苏松太道、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兼督船政等要职,“所历皆有名绩”,深为当局与时人所赞佩。
1937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对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影响 向 青
过去我国学术界在阐述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原因时,往往着重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没有改变,还要腐蚀、拉拢共产党人,同时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不高,没有识破国民党的阴谋。在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标志上,又着重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总的说来,我国学术界过去回避共产国际对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影响。
外国记者何时提出赴延安采访 刘景修
唐绍仪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有能 黄锡钦
1987年台港地区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 郭兴仁 张京泽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1-05-30 19: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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