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020-06-14 19:09: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 苑书义
中国近代化问题，是近年学术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拟对1840—1949年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一粗略考察，以就教于师友们。
近代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英法等西欧国家而言，所谓近代化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变革。英国的近代化过程开始于15世纪末，以农民土地的被剥夺为前奏，到17世纪40年代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
世潮·传统·近代化──在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吴承明
洋务运动史的全国性讨论会已历四届，每届都深入一步，有新的发展。本届的讨论，已越出洋务运动本身，提出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主题，探讨洋务运动与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外交的关系，探讨洋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跃进。
我们研究历史，总是从具体事物和专题入手，专题研究得深了、多了，再进到宏观考察。由小而精到大而博，我以为是研究历史的好方法，比那种先设立一个宏观模式，再按照模式诸因素的关系探讨发展过程的方法，似乎要好。
论林凤祥李开芳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 苏双碧
林凤祥、李开芳这两员太平天国历史上的猛将，不论在太平天国的建国初期，还是在从广西到金陵的进军途中，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都显示出他们猛打猛冲的军事才能。在太平天国进军阶段，林凤祥、李开芳和罗大纲三人是最能打仗的，李秀成称他们是带兵的将领，地位仅在诸王及秦日纲、胡以晃之下。林凤祥、李开芳的成长，主要是在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从广西到湖南，他们都是打先锋的部队，几乎是所向披靡，很少打过败仗。
反洋教运动发展论 戚其章
近代反洋教运动是一个发展过程。它作为过程，既有其起点和终点，也会在长时期的发展中显出出其阶段性来。只有通过对反洋教运动全过程的考察，才有可能切实把握其特殊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
反洋教运动，就其开始的时间来说，应该是始于1846年。从1846年开始，迄于1860年，历时14年，是反洋教运动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即始发和兴起时期。
近代教案之所以在中国频繁发生，绝非偶然。它实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宗教侵略的产物。
晚清寓华新教教士与近代教育 崔 丹
鸦片战后，中国门户洞开，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凭借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为了给传教活动铺平道路，大都重视兴办各类学校，其中新教教士的办学活动尤为突出。本文仅就新教教士在中国办教育的动机、活动类型及其社会影响略作探讨。
以办教育促进传教事业
19世纪中叶以后，寓华新教教士内部分化出一批被传统派斥为“异端”的少数派。他们一反传统的单纯布讲圣经的做法，而采取边传教边设学、办报、译书、施医救人等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作为特殊的传教手段。
经世文续编研究 杨立人
经世文编，是在道光朝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搜集许多人的奏议、论文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文章按类编纂的汇编。从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到上海经济文社《民国经世文编》共有16种，近3000万字，是研究清初到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六年(1826)成书，次年刊行，选辑清初到道光以前的奏议、论著、书札等“经世致用”文章，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
戊戌改革的社会氛围 李 俊
戊戌改革给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官僚、士子、贵胄、布衣等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演出了一幕幕风云变幻的时代活剧，历史呈现出大变动时期特有的沸腾景象，使变法成为了群众性的社会行为。不研究戊戌时代特有的情绪和氛围，就很难理解百日新政时期出现的种种复杂乃至奇怪的现象，从而难以在整体上理解这一改革运动本身。
孙中山与梁士诒 林家有
孙中山与梁士诒，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一个是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从籍贯上看，都是广东人;从个人关系看，不好也不坏。是什么原因决定孙中山与梁士诒的政治方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孙中山、梁士诒之间的个人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历史人物不能选择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对人物的成长的确有密切关系。历史土壤、社会习俗、文化结构、地理环境对人物成长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不对的，但忽视地理条件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也不妥。
早期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态度的演变 杨洪章
早期李大钊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北洋军阀、改良派和革命派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代。了解李大钊对这三大政治势力的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有助于认识他早期政治思想的特点。本文仅就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的演变及其原因加以考察，以请教于史学界。
民国初期，李大钊把北洋军阀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加以维护，所以，他反对与政府对立的各派政党。首先，李大钊把民初各派政党，看成是“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的“乌合之众”。
湖南自治运动评述──兼论湖南自治运动的性质 熊杏林
2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一桩长达6年之久，在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重大历史事件
──湖南自治运动。对于运动的性质，目前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场“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地方军阀自治的典型”。我觉得两个结论都有偏颇，没有从整体上来加以考察。本文试图从分析参加湖南自治运动的人员构成、基本主张以及实力的消长入手，对此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透视 雷 颐
在内乱外患频仍的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突然一反以往地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论争。尽管这次争论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而且，这次论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透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无情的中国现实时，难以摆脱的矛盾困境的焦点。
试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建设 易豪精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实践，积累了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与深刻教训，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完整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于1931年11月至1937年9月，它是在各地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各级革命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带有全国意义的工农民主政权。探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的历史特点，将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抗战前国民党的农村合作运动 姜 枫
合作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项令人瞩目的社会经济运动。它兴起于1919年前后，始为知识分子及慈善家为改良中国社会和救灾防灾而倡导的民间运动。国民党奠都南京后，借用了“合作社”的形式，把推行合作运动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政策，希图通过合作运动来挽救濒于崩溃的农业经济，解决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一运动除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日子和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后稍有中断外，绵绵续续推行了60多年，至今仍在台湾社会经济中存有一定影响。
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 金铮 邓红
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近代最具特色和实绩的民族企业家之一，有“中国船王”、“中国科学管理专家”之称，曾被毛泽东称誉为中国民族实业界不能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说“搞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民生公司是1926年卢作孚在家乡四川省合川县集资创办的，当时只有一艘70吨的小轮，行驶渝合一线。尔后20余年，轮船发展到140余艘，5.1万余吨，航线从长江到沿海，甚至远及日本、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还有三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航运业资本集团。
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 樊洪业
世界各国的国家研究院或科学院，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下设若干实体研究所(如苏联科学院)，一种是不设研究所(如美国科学院)。不管哪一种，一般都由院士(academician)组成。1928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也选出过院士，开过院士会议。但解放后出版的近代史著作于此未见提及，甚至近年出版的《中国学术界大事记》(1919—1985)亦不见录。笔者以为当年的院士选举和组成，实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有必要予以介绍和研究。
《中西500年比较》读后 龚书铎 马克锋
自从中西社会发生接触，中西的比较便开始了。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就是比较中西后得出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还很肤浅，但却是严肃认真的探索，开了一代的风气。此后，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改良思想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政府洋务要员，都角度不同、程度不同地对中西社会作了比较。左宗堂曾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
通俗历史读物的社会责任──评《中国历代名臣》中两篇近代人物传记 薛 适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哪一年?通过最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这已是妇孺皆知的了。但是，当我看到一本名为《中国历代名臣》(李桂海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通俗历史读物所提供的答案时，我几乎惊呆了。那本书告诉读者说：“光绪十六年(1890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
据我所知，所有近代历史读物记载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因为这一年按干支纪年为甲午年，所以史称甲午战争。
苏联史学界关于俄中关系史研究观点的演变 李嘉谷
苏联史学界向来重视俄中关系史的研究，论著众多，但其观点时有变化，前后异岐。为了开展中苏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增进了解，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70多年来的研究情况加以概括介绍，以便辨别是非。本文拟分四个时期对苏联史学关于俄中关系史研究中的不同观点的演变情况作一番论述。
早期苏联史学关于俄中关系史的观点是正确的(1917年月11月至30年代中期)
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的对华政策。1920年9月27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史学史研究创新问题简论 俞旦初
创新，新的探索，提出并解决新问题，这本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即是科学研究的任务。作为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史学史研究，并不例外。
中国的史学史研究，有它发展的历史，也有它丰富的成果。批判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今天要求有所创新的一个前提。前辈学者的长期努力，已经给我们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增进和积累了逐步深入的认识。而我们后来的学者要有所发明，有所发现，这原是应有的责任，也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
试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失误及其原因 元 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地区北上，拟进入川南，在宜宾和沪州之间地域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时，川军积极在长江沿岸布防，派重兵开赴川黔边境。1935年1月28日，红军在习水之土城与川军激战，未能得手，被迫向西撤退，放弃了渡江计划。其间，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及川、滇、湘、黔等省地方军云集赤水流域追剿、防堵，妄图一举聚歼红军。
赛克特并未为蒋介石制定碉堡战术 何有良
德国军事顾问尤其是赛克特在蒋介石策定第五次“围剿”军事方略中的作用，历来是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学者的不少史论显然存有两点误记：其一，碉堡战术是赛克特制定的，蒋介石只是“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其二，1933年夏举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百多人协助”，以赛克特为军训团首席顾问。有关史料及国内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有关何启生平的两点辨正 刘蜀永
香港华人何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笔者发现内地及台湾许多有影响的著作皆说他担任过香港议政局议员。其实他从未担任过这一职务，他担任的是香港立法局议员。这本是个细节问题，但这一错误说法至今仍在很多论著中继续出现，使笔者感到有辨正的必要。
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陈少白著作大体正确地称何启为“香港立法院议员”。但他的说法未被重视，许多学者却不慎沿用了冯自由等人的错误说法。这大约由于人们对港英统治机构及沿革不熟悉的原故。
郭嵩焘出使英国时的矛盾心态 夏 泉
郭嵩焘是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对于郭嵩焘在中国步入世界过程之中的先驱者地位，论者皆有定论。对他是否自愿出使这一问题，一般也予以肯定回答。如熊月之就以为郭嵩焘出使英国是“心甘情愿”的，郭的这一举动是向天朝自大的传统观念公开挑战。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论者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无非来自以下两则史料。一是《玉池老人自叙》，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初遣使时，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李子和制使、冯展云学使正言切论以阻其行，嵩焘答言：‘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
石浦事件初探 黄振南
中法战争后期，法国侵略者封建台湾海峡，清政府于1884年12月下令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荃饬派轮船营务处吴安康率领“南琛”号、“南瑞”号、“开济”号、“驭远”号和“澄庆”号5艘军舰出洋，以解台湾之危。南洋5舰自沪赴台，途中遭到法国舰队袭击，“驭远”号和“澄庆”号在浙江石浦沉入海底，这就是“石浦事件”。
本文依据法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档案，考之于中方史料，试对该事件作一探讨。
临时政府军钞发行知多少 刘海军
军用钞票是南京临时政府战时发行的临时流通货币，曾对舒缓临时政府的财政困境起过较大作用。然而，临时政府究竟发行了多少军钞却一直是个谜。学者言及此事，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简单认定临时政府所发军钞为100万元。由于这个谜底迄未解开，使得史学界对军用钞票在临时政府财政史上所起作用大小尚缺公允的评价。
南京临时政府到底发行了多少军钞?笔者在此试作二考。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三省面积考 李德民
长期以来，各种论著及教科书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三省的面积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1.约80万平方公里。(吕万和著：《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290页。)2.近百万平方公里。(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384页。)3.130万平方公里。(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329页)。4.200万平方公里。(姜华宣主编：《中国革命史简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71页。)那么，九一八事变时东三省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呢?
1935年10月《秘密指示信》作者考 殷子贤 曹雁行
中央档案中保存着一份1935年10月发布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秘密指示信》)。近几年来，这份文件引起了党史界的关注与重视。因为从内容来看，《秘密指示信》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新任务是“抗日讨蒋”，“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它一反过去“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提法，鲜明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上层统一”、“下层统一”、“上下层统一并用”，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并提出了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问题。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何一民 谢 放 王 笛
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1月7日──10日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这次这术讨论会是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上海课题组、天津课题组、武汉课题组、重庆课题组1988年上海座谈会建议而举行的，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和《近代重庆城市史》课题组主办。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从事城市史、地方史、近代史的有关专家和学者60余人。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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