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020-07-21 11:46: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王先明
“社会史的形成和把它划分为科学历史知识的独立领域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当代史学领域内这一巨大变动，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日趋“下层化”和“大众化”。“社会史”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从1986年开始，中国近代社会史也暗合着这一时代节拍，登上了近代史研究的殿堂。这同时也包含着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的深刻的历史反思：“社会历史本来是多姿多彩、有血有肉的，以往的研究似乎抓住了骨头即本质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不够丰满，缺少血肉。近些年学者们在弥补这种不足方面作出了努力，开拓了近代社会史的新领域”。
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 茅海建
厦门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之一，1840—1841年的三次厦门之战，也是鸦片战争中的几次重要战斗。然而，史学界对于厦门之战仍缺乏系统的研究，许多史学著作叙及于此，亦有一些史实错误。笔者拟从军事学的角度，考察这些战例，并分析攻防双方的优劣。不当之外，仍祈同行们予以批评。
第一次战斗
第一次厦门之战发生于1840年7月3日，是鸦片战争的初战。
对于这次战斗，不少史学著作称，英军由广东北上，遣军舰5艘攻厦门，由于闽浙总督
邓廷桢加强了厦门的防御，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英军见厦门不能得手，遂北上舟山肆虐。
洋务运动与津、穗、汉、沪四城的早期近代化 姜 铎
有的学者提出，如果把洋务运动对几个大城市的早期近代化产生的影响作点比较研究，或许能推动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对此也感兴趣。但兹事体大，个人能力有限，现不揣冒昧，就天津、广州、武汉、上海四大城市的情况，写出一个初探，提供大家批评指正。
天津
天津原来便是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具有较悠久的历史，在1860年开埠前的数百年
间，天津一直是华北的粮食、食盐、食油、土布、皮毛等主要商品的集散地和海运中心，商业十分繁荣。
论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变化 施渡桥
众所周知，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所奉行的“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战略方针，毫无疑问是消极的，造成的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大量近代史论著便依此为据，笼统地称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其实，这是不完全准确的。笔者认为，李鸿章在1870—1894年间的战略防御思想，并非都是消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消极—积极—消极曲折变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变化，对北洋海防尤其是北洋海军建设，既产生了积极作用，又产生了消极作用。
论晚清书院改革 夏俊霞
晚清书院改革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导，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探讨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寻找兴学育才和改良教育的有益的历史借鉴，还可从这个重要的侧面去认识中国社会近代化、特别是人的近代化的曲折历程，展示晚清教育改革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
书院教育制度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曲折的演变过程。书院起源于唐朝中叶，本为藏书和修书的场所，及至五代始出现以讲学和研究学术为中心的学校式书院。
传教士谢卫楼的教育活动 张建华
谢卫楼(D.Z.Sheffield)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在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美国学者佩特诺曾著有专文《谢卫楼与潞河书院的创办》，详细地考察了谢卫楼从传教到办学的转变过程及潞河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谢卫楼的教育活动进行全面地考察。
从传教到办学
谢卫楼1841年8月31日出生于纽约怀俄明的甘斯维尔，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后曾在军队服役两年，此后回乡任教，1866年考入纽约奥伯恩(Auburn)神学院，1869年毕业并被任命为牧师。
也谈孙中山与“兴中会” (美)朱正生
前言
同盟会成立前的这段革命史，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谜团。争议最多的一个疑点是“兴中会”为何人、何时、何地成立问题。它的成立经过、宗旨、组织、章程等等，无不扑朔迷离，疑云重重。
甲午战争前后，国事日非。当时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目睹国难民瘼，时艰世险，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益加深，于是风起云涌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思潮。有胆、有识之士更以实际行动或为文、上书、条陈、奏折、演讲等手段，来响应这场波澜壮阔为救亡图存而发的保国保民斗争。
孙中山与广东帮会三杰──一个“和而不同”的个案研究 陈剑安
孙中山与广东帮会三杰，即郑士良、尤列、黄三德结交的原因如何，迄今仍若明若暗，不甚了然。本文无意全面讨论孙中山与郑、尤、黄的关系状况，仅拟侧重分析二者的差异，旨在说明，孙、会结交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凝聚现象，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孙中山是首开先河的联络帮会者;在遍布全国的帮会中，广东帮会是捷足先登的孙中山追随者。完全有理由说，孙中山自步入革命道路之始，就与广东帮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便不难发现，孙中山与广东帮会首领郑、尤、黄三人结缘之深，更是超出同群，远非一般。
论宋庆龄与何香凝 尚明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宋庆龄与何香凝齐名，两人情谊弥笃，长期并肩战斗。本文仅就二人结为挚友的决定性因素及为三大政策奋斗的问题，略陈浅见。?
结为莫逆之交的决定性因素
1913年至1914年间，年方20岁的宋庆龄与已届中年的何香凝相识于日本东
京。在中国革命者中何香凝是同宋庆龄相识最早的一人。当时，宋应龄还不过是一个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的青年学生，而何香凝却已是在孙中山革命大纛下奋斗过10年，并受到孙中山信赖的老同盟会员了。在年龄悬殊达15岁，经历也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她们怎么成为了忧患与共、心息相通的亲密挚友、同志和姐妹呢?
试论国民二军的失败 赵国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曾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国民军三个军，其势力最盛时，总兵力达40余万，所控制的地盘包括北京、察哈尔、绥远、甘肃、陕西、河南及河北大部的广大区域。国民军的衰败是以1926年3月国民二军在河南的失败为先导的。在此之前，从1924年底到1926年初，国民二军一直统治着河南，其势力急剧膨胀，兵员最多时达20万众，这与其北京政变后南下时不可同日而语。这样一支“突起”的异军却好境不长，1926年3月在直系等军阀武装的进攻下溃败瓦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支武装在短时间内遭此惨败呢?本文拟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进行论述。
二元对立：30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阶段 陈星灿
中国史前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如果说20年代仰韶文化的发现确立了“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地位，那么，30—40年代一系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则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尽管由于发现上的缺环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当时的很多提法已经过时，但30—40年代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实际上，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东西二元对立学说的形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更重要的是为三代文明找到了更近最紧密的源头，应该说，我们现在对中国史前文化及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就是在此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回顾这一阶段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意义。
1935年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述评 杜春和
1935年4月上旬，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奉外相广田之命，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召开驻华领事会议。当时上海等地的新闻机构虽对这次会议的内容作过一些推测性的报导，但究竟“会议内容如何，由于日方讳莫如深，未由探悉”。不久，这次会议的记录被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搞到，因对己不利，亦秘而不宣。因此，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至今知者甚少。?
最近，我们在胡适档案中发现一份这次会议记录的油印件，全文约4万余言，主要是日本驻华各地领事就该地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各阶层人士对日本的态度等情况的报告，以及所提各种侵华的议案和决议，对了解当时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状况及日本帝国进一步扩大侵华的各种方策，都提供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试论解放军挺进中原的战略地位 朱宗震
1947年7—9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成品字形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打乱了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部署，逐步扭转了战局，经过近一年的经略，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为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对于挺进中原作战的战略意义，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述论 江绍贞
在解放战争时期，出现过频繁的国民党军起义。这些起义是加速战争胜利进程的重要因素，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各国的内战史上绝无仅有，应当受到现代史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起义，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挑动内战之始。据统计，自1945年9月5日孙连仲部第14军第4师师长魏凤楼率部在河南淮阳起义起，至1949年底止，起义的军事单位计有5个绥靖总部，11个兵团部和绥区部，40个军，139个师及4个师部，76个团，61个营，总人数118万余人。其中师(旅)以上建制的起义就有60余起。
《中国近代人口史》序 刘大年
姜涛同志的《中国近代人口史》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列入中国社会史丛书出版。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建议他研究近代中国人口问题。他欣然从事这一工作，花了三年多时间完成了题为《近代中国人口研究》的博士论文。在那个过程中，我们有时就某些问题交谈，务务虚，如此而已。在那以后姜涛同志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又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几经修改增删，数易其稿，写成了现在这部32万字的《中国近代人口史》。它是作者独立完成的，是他个人的研究创获，这使我可以作一点客观的评论。
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 梁景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人口史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其日益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史坛“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人口问题在过去长期被视为禁区，人口史的研究近乎空白，这与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中国历史以及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现实显然是不相适应的。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开始重视人口史领域的开拓，青年学者行龙便是其中的一位。近年来，行龙发表了数十篇有关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万字的专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填补了长期被疏忽而又非常重要的学术空白，可喜而可贺。
《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1840—1919》序 丁名楠
《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1840—1919》编成，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这本书目将对专业工作者查验资料提供方便，对推动近代史研究有积极意义。
编撰书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历来受到重视。《汉书》、《隋书》乃至《清史稿》，都有《艺文志》或《经藉志》，对窥见当时的学术概貌，了解书籍流传情况，很有帮助。这些“志”其实就是书目。
一部博大精深的辛亥革命史 段云章
八十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已有多部问世，章开沅、林增平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李宗一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有关辛亥革命史部分)都是各具特色、数逾百万字的大著，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称赞。到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前夕，金冲及、胡绳武两教授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终于全部和读者见面了，并获得了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大陆1949—1992年孙中山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这是一部空前宏博、字数达150万的辛亥革命史巨著，为百花争妍的辛亥革命研究园地增添了新的异彩。
探索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有益之作──杜恂诚新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读后记 张海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杜恂诚研究员新近出版《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一书，很值得一读。杜恂诚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的经济史家汪敬虞先生，获取博士学位，先后发表《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1986年)、《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940—1937》》(1991年)等专著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多篇，是学有心得的后起之秀。新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1993年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虽然不到16万字，却从他所熟悉的中国近代实业家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入手，结合经济、思想、宗教、社会和政治诸多学科。
读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电》的中译文 高鸿志
近读1918年11月18日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电》的中译文，叙述他1917年7月南下护法及其以后的经历，对北洋军阀抨击不遗余力，但涉及南方军阀却语意温和，且有偏袒倾向，觉得似与孙中山此时的思想不符。查阅英文原电，发现译者的确对原电作了多处删改，并加进了自己的观点，从而歪曲了孙中山的思想。试举数例。
宋庆龄《广州脱险》一文史事考──兼谈宋庆龄对姚观顺的记述 林家有
宋庆龄70年前写的《广州脱险》一文，真实地记述了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变时，叛军的残忍和革命卫士队为保卫总统府、扩卫孙中山和宋庆龄英勇作战，冒死抗敌的高贵精神，也生动了记述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脱险的过程和许多亲历亲为的史事。这是一篇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革命历史记录，正如宋庆龄称自己所称是她“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
孙中山暂缓设立正式政府 古 贤
1924年元旦刚过，孙中山于4日召集文武大员60余人至大本营开会，议决设立正式政府。
此前，孙中山为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相对抗，坚持革命事业，在广州三度组织政府。第一次是1917年9月大元帅制的军政府，第二次是1921月总统制的“正式政府”，第三次是1923年3月大元帅制的“革命政府”。但在世人的心目中，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并非正式政府，更非中央政府。故孙中山把“组织正式政府问题”，摆在会议“待商”的三大问题的首位。其余两个问题是出师北伐和财政统一。
孙中山三封信函顺序考 李殿元
1924年8月29日，孙中山为处理商团事件，曾在一天内给受命进行“调停”的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字小泉)、师长廖行超(字品卓)发出过三封信函。由于这三封信函的内容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而历史记载中又缺乏关于这三封信函先后顺序的记载，因而人们根据这三封信函分析研究孙中山当时的思维过程、最后决断、对历史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时，就出现了不同的见解。为把握住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有必要对这三封信函的先后顺序进行考辨。
中央考察团考察陕甘苏区纪实 李义彬
1937年五六月间，南京派中央考察团对陕甘苏区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考察。在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已经停止、国共两党十年来的对立局面开始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形成的情况下，这一活动无疑对增进两党的相互了解，消除两党间的误会与隔阂，促进两党的团结，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有积极意义。
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在西安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回南京后，他虽导演了一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使张学良失去了自由;但进行了十年之久的“剿共”内战毕竟已经停止。
1990年台湾、香港出版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郭兴仁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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