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文提要:
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罗志田
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关系是旧题目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典范(Paradigm)在美国早已被费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视为过时。近年新兴的取向是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亦即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这是美国汉学界的一大进步,当然是不错的。的确,象西方、中国、思想这一类词汇的涵盖面实在是太广。即使限定在近代思想史的范围内,近代西方和中国各自都是变化万千,而思想的演变是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西双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
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 王立新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这一影响不仅表现在教会学校的林立和大批人才的培养,而且还表现在从事教育的传教士组织教育团体,协调教会教育工作,试图以群体的力量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鸦片战争前有马礼逊教育会,清末则有益智书会以及在益智书会基础上改组的中国教育会。益智书会和中国教育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为活跃,对教会教育的发展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产生过重要影响。?
戊戌学会考 闵 杰
前言
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场启蒙运动,兴学会、办报刊、建学堂是启蒙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兴学会居于中心地位。以此之故,戊戌学会一直为维新运动研究者所关注。近10余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从社团史的角度对戊戌学会这批中国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戊戌学会由此又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研究的一个分枝。戊戌时期究竟成立了哪些学会,这是研究者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清末报律的实施 王学珍
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五个管理报刊的法规,即《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大清报律》(1908年)、《钦定报律》(1911年)。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史学界对这些报律的颁行,只作概略评价,很少涉及贯彻实施的具体情况及效果。有鉴于此,我在较为详细地论述报律的制定过程的基础上,拟对报律的贯彻实施情况作一具体考察。?
南京政府时期舆论管理评析 江 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专制”的集权政治需要,倾其所能对新闻出版界严加控制。在舆论管理上的专制,国民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精神本质
一、思想一律的指导精神
寻求言论一律,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始终如一的舆论指导精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调
意识形态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
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耕作制度 徐秀丽
农业耕作制度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有关的技术措施的总称。其核心内容是作物种植制度,即根据作物的生态适应性与生产条件,确定作物的结构与布局、复种与休闲、种植方式(包括间作、套作、单作、混作)、种植顺序(轮作、连作)等。作物种植制度诸种内容的组合,形成了土地连种制、轮作复种制和间作套种制等土地利用方式。我国的土地连种制大约在战国—前汉时代已经定型,而轮作复种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和优点,它能使土地、劳力等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在一定的条件下争取尽可能高的作物耕地面积产量,对传统农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论清末四川外资办矿 杨蕴成
清末卷起的外国资本对华输出热潮,投资矿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股浪潮中,作为英法等国争夺热点的四川,签约数量列全国前茅,涉及矿地遍及全川,外商在川签约和办矿极具典型意义,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外资在中国、特别是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广袤内地的办矿状况,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四川与外商签订开矿条约
甲午战争后,列强的压力及财政的拮据迫使清政府开放矿禁。1898年11月,矿务
铁路总局和总理衙门所定《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奏准,外商由此获得在华办矿的权益。?
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 唐 凌
抗日战争时期,钨、锡、汞、锑、铅等金属矿产不仅是军工生产的原料,而且还是中国用于偿还苏联、美国等国贷款的物品,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以及政治意义,故时称特矿。特矿的生产销售虽然被国民政府严格控制,但是走私现象却屡禁不绝、愈演愈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特矿走私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有何后果?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对中国大举进犯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使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
论李鸿章的“和戎”观 欧阳跃峰
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随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遂使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回顾这段历史,每每让人痛心疾首、愤懑不已。长期以来,人们出于真挚的爱国热忱,出于抵御外侮、维护民族尊严的美好愿望,在论及近代对外战争中的主战派与主和派时,往往对主战派多所褒扬,而对于主和派则贬斥有加。李鸿章也因一贯主和而屡遭讥评,备受指责。所谓“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
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 陈耀盛
清代金榜说:“《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形象地指出,清代士子咸视版本、目录之学为身心性命之事。的确,目录学在乾嘉年间,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是囿于传统经史典籍等的考据的。清末“国命危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康有为,发扬古典目录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以目录学为武器,扬变法启民智,构建了“参采中西”的目录学新体系
微观研究孙中山刍议 〔澳〕黄宇和
绪 言
1994年10月,笔者有幸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一位国外学者私下说:“孙中山还有再可供研究的余地吗?”在会上,又有国内学者呼吁大家想办法努力把孙中山研究再向前推地一步。两句话用不同方式反映了两个事实:(一)孙中山研究在国内外学者大力推动下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二)若要把孙中山研究更推前,更深化,则“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 桑 兵
关于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外学者近年来宏论甚多,但分歧也不小。在日本,主要集中于动机上的利用还是信仰;在中国大陆,则反映于过程上的离异与回归是否存在。细读已有成果,比照孙中山的言论著述,觉得要了解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非易事。原因在于:1、所谓传统文化,并无清晰定义与分界。2、孙中山未受过严格系统的国学训练,无师承门派,又以政治家革命者的态度对待文化问题。3、限于资料和孙中山不擅引文的习惯,无法按时间顺序确知其在各阶级读过哪些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书籍又对其思想政略的形成发展起过何种作用。?
读《孙中山详传》后的一些看法 刘高葆 柏 峰 周 元
王俯民先生所著《孙中山详传》(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版;以下简称《详传》)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篇幅最大的孙中山传记。作者在前言中郑重交待,他写这本书是要“将孙中山先生奋斗史和民国的历史,经过自己劳动,如实地传之于民间。我无意于沙龙的‘群芳自赏’,更不为参加此自赏雅会,而绞尽脑汁;我只管秉笔直书,再现历史,以史为鉴,使后世子孙,不受道听途说之误。”其精神和目的,都发令人钦佩。所以,我们是怀着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来阅读这部大书的。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再研究 郦永庆
1994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刊载了米镇波先生撰写的《1845年尼·柳比莫夫的秘密考察与〈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一文。米文说:“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该通商章程签订的历史背景,签订的过程及对该章程本身的评价”。并认为,“该通商章程是双方平等协商的结果”,“为发展俄中贸易打开了新的前景。从该章程本身来说,应该承认是平等和互利的,对稳定中国西部边境的局势,加强清政府对当地的管辖,互通有无,繁荣新疆的经济都有促进作用”。
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若干问题再探讨 张德旺
关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下简称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坚持全面考察,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积极推动、支持、参加运动的巨大贡献,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在运动中的消极影响。基于此,个人陋见,对五四运动中的民主派的评价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特在此提出几点粗浅意见,请史学界同仁教正。?
(一)
关于民主派同五四运动准备阶段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是“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实质是在民主派宣传的“人民是民国的主人”即“全民政治”的“新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北伐战争下限的再探索 马 沈
一、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1926年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
的主要事件之一。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史学界达成了许多共识,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中最主要的分歧之一,就是北伐战争的下限,应该定在何时。第一种意见认为,北伐战争的下限以1927年4月12日至7月15日为界,此后国民党方面对北洋军阀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不再属于北伐战争的范围。第二种意见认为,北伐战争的下限,应设在1928年底东北易帜止,所有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北洋军阀所采取的全部军事行动,均属于北伐战争的范围。?
从唐才中“慷慨就义”说起 孔祥吉
唐才中,字仲平,号次尘,又称慈尘,湖南浏阳人,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同胞兄弟也。才中少聪敏有大志,为邑庠生,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与其兄及谭嗣同诸人一道,发惯研读新学,倡导变法,并于浏阳城内设立图书馆,建立算学学社暨群萌学会。他还在倡导新学、集资开矿等项活动中多所著力。?
唐才中精明强干,富于谋略,时人曾“比之康有为之弟康广仁”。戊戌政变之后,惯于国内慈禧等顽固派倒行逆施,才中遂与其兄才常等携手游学日本,从事反清活动,与孙中山、尤列、秦力山等革命派人士往还密切。?
关于“万县惨案”的补正 黄岭峻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载有彭平先生的文章──《“万县惨案”后的中英交涉》,该文根据重庆海关保存的档案资料,对1926年“万县惨案”的善后谈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读后受益颇多。不过,笔者在此前又偶然见到台湾李健民先生发表于1990年的《民国十五年四川万县惨案》(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两相对照,我发现李文利用英文档案对事件全过程中一些细节的描写,可作彭文之补充。
民国史研究新趋势的检阅──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 陈红民
为纪念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100周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振兴中华100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12月18—20日在南京圆满举行。会议的议题包括:1.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2.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3.对外开放与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4.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5.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研究。来自大陆、台湾澳地区及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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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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