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020-08-13 19:59: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张海鹏
(一)
最近,胡绳同志在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时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胡绳同志这个建议非常重要。事实上早在50年代,如荣孟源、李新、刘大年等,就讲过这个意见。但是由于那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冯官屯 张守常
1853年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之后不久,决计北伐、西征。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林、李是自出广西以来,直下两湖,横扫三江,一路打先锋的虎将。其所统率的北伐军有九个军,约2万人,也是以老弟兄为骨干的精锐部队。他们于5月初自浦口登陆北上,经皖北、河南、山西,突入清朝的畿辅直隶,于10月末进抵天津附近。他们在天京出发时奉到的指示是:以北京为目标,但要先到天津地区“扎住”,报回天京,等候“再发兵来”。他们便在天津以西运河线上的独流、静海屯守了3个月。
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 邱远猷
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成功地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9月攻克永安(今蒙山),初建官制。1852年(咸丰二年)进军两湖。1853年1月攻克武昌。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空前规模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迅猛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严重地震撼和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晚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多方设法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围剿;后来还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借师助剿”。
甲午前四十年间督抚权力的演变 刘 伟
督抚制度,是清代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为封疆大吏,“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1。其职权之隆,地位之尊,为历代所不及。晚清时期,尤其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开始,督抚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中央集权下移,督抚权力扩大。但史学著作中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评述并不一致,重则认为督抚权力扩大并已形成了地方割据,晚清中央集权已名存实亡;轻则认为晚清中央集权并没有受到根本性动摇,督抚权力扩大只是局部性的。本文认为,要真正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深入探讨晚清督抚权力的演变,只有从督抚权力演变的历史事实中,才能进一步把握晚清中央集权及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轨迹。
清末浙江谘议局与行政官厅的关系——以谘议局议案为中心 沈晓敏
关于清末谘议局与行政官厅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认为谘议局只是行政官厅的咨询机构,其法律地位局限纤渺,不可能对行政官厅形成任何制约;另一种则把谘议局与督抚的矛盾和斗争片面化、绝对化,把谘议局的集体辞职、罢议和督抚的威胁解散、勒令停议等论述得甚为详尽,而对两者的妥协与合作略而不提。实际上,对于谘议局和行政官厅的关系,至少应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应根据《谘议局章程》(以下简称局章),不能撇开局章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而用西方地方议会的标准来评判谘议局;二是要对谘议局的实际运作过程进行考察。
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 蔡惠尧
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EmpireReformAssociation),是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李福基等于1899年7月20日创立的政治联盟组织。8月4日,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举行祝光绪圣寿仪式,保皇会正式开始活动。康梁师徒抱着“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1的宗旨,奔走呼号,联络华侨,在亚洲、美洲、澳洲的多个城市建立分会。保皇会的组织迅速扩展壮大,充分显示了康梁维新派的时代影响。本文拟结合新旧材料2,参照前辈、时贤的著述,从保皇会的组织结构、实业活动和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着力于揭示保皇会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剖析保皇会失败的内在缘由。
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 王 真
前不久,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电文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联就国共停战和订立和平协定进行居中调停的问题。电文的有些内容如斯大林征询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看法等,早些时候已有所披露,但反映此问题全貌的电文却一直未能看到,现在俄方将其公布,无疑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期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一定意义,使我们能够以史实为依据来校正一些传统认识。
吴虞的现代道家观 简 明
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既有如严复、陈独秀、胡适等积极引介西学的思想家,也有如康有为、吴虞等自觉接通中西,借旧学来阐发新知的思想家。康有为主要活跃于清末,着眼于儒学传统的重新开掘与历史转换。吴虞主要活跃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通过认真发掘中华民族固有的自由主义与反专制主义的优秀精神传统来批判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使得中国固有的优秀精神传统受到现代思想观念的洗涤,从而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吴虞所着力开掘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以老、庄和陶渊明等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据有十分显要的地位。
胡适档案文献观刍议 覃兆刿
对胡适的研究,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方法论的评论上颇多歧议。其中,谓之主观唯心主义性质者,多执胡适不重前提为由,认为其只重于主观假设之大胆,全然不顾材料与工具的可靠。这种思想定性,不仅是由于缺乏对胡适的知识底蕴和学术实践进行客观检测,缺乏对这一提法本身作动态考察的结果,还是由于缺乏对胡适在材料方面的言行两端作全面了解和分析的结果。事实上,胡适不仅重视治学方法中作为前提的材料,还十分重视材料的形式和品质。他对档案文献“原料”的关爱珍视以及恒久的躬历实践,也是为时人大开风气,嘉惠于文化学术的。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 张 瑾
成立于战时重庆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审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举措,也是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学术审议制度的创始。从学审会的酝酿、成立到实际运作,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战时科研管理体制建构的设想与尝试,同时,透过该机构的举措,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考察国民政府以划一全国高教学术标准,强化战时学术集权制为主要目标的战时科技政策的重要特征。
(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审会的成立是30年代初期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评与建议的结果。
“合会”述论 徐 畅
近代中国农村传统借贷组织主要有典当、钱庄和私人借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民间互助合作性质的融资渠道──合会。本文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的运行机制、类型、功能和特点,在农村借贷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
(一)
合会是我国民间信用借贷的一种组织,名称千差万别,如合会、钱会、赊会、认会、摊会、标会、轮会、摇会等等,但其运行机制大体相同,按以下步骤进行:(1)邀会,即筹备组织合会。
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 何黎萍
中国妇女从业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入和女子教育兴起后开始的,最初是女工,稍后出现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等。民国初期,妇女从业一度活跃,并得到迅速发展,但妇女就业范围却少有拓宽。五四运动后,由于先进人士充分认识到妇女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从而导致了妇女对职业平等的广泛追求,要求实施同工同酬和社会职业开放。受其影响,妇女新型职业开始出现,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妇女已涉足社会大部分职业,国家法律也确认了妇女的职业平等权。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 贺跃夫
近年来,晚清都市中的社会团体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产生的学者,多将城市绅商社团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长发展的标志;而西方以“公民社会”理论来探讨中国城市社会史的一些学者,也以19世纪的城市绅商社团的出现与活跃为例,证明至19世纪末,中国城市社会已如同西方,渐渐发展出欧洲资产阶级初现时所特有的“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由此引起学术界对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一场论争。
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 张海鹏
中国近代史(1840-1949)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二级学科,比较而言,它是现实性很强的学科。由于中共党史已经从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本文所谈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史学理论
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活跃,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对反帝反封建及革命与改良等一些重大问题,表达了一些否定传统观点的意见,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张志东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年来中外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以罗威廉等人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运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对近代中国某个城市或地区作个案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也惹来了以魏斐德为首的另一些西方学者的猛烈批评和争议。最近,不少中国学者也纷纷对此表示兴趣和关注,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使“市民社会”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蔚成一股风气。本篇文章的目的,便是希望对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作初步整理并提出一些意见和看法,以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喜见涓滴入长渠——《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译俄记述 薛衔天
1991年上半年,我在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作学术访问,正值该所所译《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编辑定稿阶段,《文选》俄译主持人远东研究所研究员贝列罗莫夫有些具体事情要与大年同志商量,但当时电传不通,书信往来,不仅枉费时日,而且容易丢失。于是他找到了我,让我帮忙。我也就成了这项中苏文化交流活动部分过程的见证人和一定的参与者。
大约那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贝列罗莫夫约我在他办公室会面。他指着书案上摆满的译稿和中文版的《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说,这是所长季塔连科交办的任务,编译刘大年的史学文选,出版社催着出书,我要看译稿,做编辑加工,还得写篇前言。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五份函电时间辨正 陈 标
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又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期间的5份函电涉及到段祺瑞解职或复职之事。然而,《孙中山全集》第4卷所标明的这5份函电的时间有误,因此,需要进行辨正,使之符合历史实际。
一、《坚持护法通电》(《对于时局通电》)的时间
此电(根据它的落款“巧”,以下简称“巧”电)在书中前后两次收入(标题不同),因所据底本不同,故其时间一作1917年9月18日1,一作同年11月18日2,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有误,第二种说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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