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020-08-13 20:03: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纪念罗尔纲逝世一周年
罗尔纲书信选 罗文起辑
复《历史教学》月刊社
《历史教学》月刊社:
承示林言椒先生大作对我关于忠王写自传动机问题的几点意见,拜悉。
我对林言椒先生所提对于经过反动派之手的《忠王自传原稿》应该持怀疑态度一点,我完全接受林先生的珍贵意见。
但我对林先生所论以从字迹鉴定真赝是很不科学一点还想不通。鄙见认为从字迹鉴定有人得到错误的结果,那不是这种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对工作的精细或粗率的问题。天下不会有绝对相同的字迹,不但摹仿不来,就是把原本照刻也会走了样,我们在南京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时所发现的“报恩牌坊碑”、“玉玺”拓片等赝品,都是照原本翻印的,结果作伪者都无法逃过我们的鉴别
怀念罗尔纲先生 王庆成
罗尔纲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将一年了。想起罗先生对我的指导教诲,真是毕生难忘。 我首次面见罗先生是在1956年,但从书本上认识罗先生却在1951年。那一年夏我毕业于南京大学前夕,在校园旁的一家小书店里见到开明书店出版的罗先生的新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我立即被这本书所吸引。从此这本书就不曾离开过我,罗尔纲三字也开始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大学读的是社会学,应成一、孙本文、朱约庵等老师在社会学方面对我的教育,周予同等老师在史学方面对我的教育,是我不会忘记的。
高山乔木之思——缅怀罗尔纲先生 郭毅生
罗老离开我们而长逝,转瞬期年了!苍山杳杳,柏树森森,名师其殒,使我们无限缅怀! 我和罗老相识相知42年于兹,许多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我读罗老的论著,还是在北大历史系就学之初,对他考证的深邃精密,十分雅佩心仪。后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作研究生,撰写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论文。开始较全面和系统地学习罗老的著述。那时罗老工作在南京,我在燕下就读,南北千里之遥,尚无缘拜识。
罗尔纲教授对我的潜移默化 茅家琦
罗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风雨晨昏,他老人家清癯的身体、慈祥的面孔,仍然不时展现在眼前。思念之情,不断如缕。
50年代初,罗老在南京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在南京市主办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展览。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求学。在罗老的引导下,我开始获得一点太平天国历史知识,并走上研究这段历史的道路。40多年,我个人的成长,得力于罗老对我的潜移默化者甚大。在罗老逝世一周年之际,请允许我谈一点这方面的感受,藉以表达怀念之情。
当代考证学的高峰——追怀罗尔纲先生 祁龙威
考证,或言考据,是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历史研究者必先占有史料,而考证乃是占有史料的方法,它包括搜集史料、比较史料、归纳史料等过程。
考史之学盛于宋,若司马光撰《通鉴考异》;大盛于清,若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钱大昕撰《二十二史考异》;更盛于近世,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等,都是接受西学影响的一代名家,而也都善于继承和发扬乾嘉考据。自陈垣逝世之后,海内考证学的耆?大师推罗尔纲。罗先生以考证治太平天国史,其成就是前无古人的。我私淑罗先生治太平天国史,主要就是学习他占有史料的方法。
深切的怀念——追忆罗尔纲先生 林言椒
罗先生仙逝一周年了,想起1997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我的心情就万分沉重,罗先生教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但却从事了4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的编辑工作,应该说与罗先生的引入门径密不可分。
记得1953年,我在复旦大学法律系念书,平日对历史有点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淞庄的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一本开明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封面上赫然写着“罗尔纲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罗先生的名字。
师恩永存 钟文典
罗老的逝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大学者,史界同仁失去了一位好老师,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拜读了罗老有关太平天国史的一些论著,由此对这一场发生在中国近代史初期的农民战争产生了兴趣。50年代中期,在罗老的启发和影响下,我在教学之余,开始做一点太平天国史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有幸得到罗老的直接教诲,始于1980年。这年9月8日,我突然收到罗老从北京发来的挂号函,捧读再三,实在令我感愧交集。
回忆罗老的谆谆教导 贾熟村
我195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个月后,副所长刘大年同志找我谈话,说所里决定派我到南京去,拜罗尔纲先生为师,研究太平天国史。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本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任王可风同志,让我带上。我到南京淮海路31号,找到王可风同志。第二天,王可风同志带我到十家村拜见罗先生,罗先生非常高兴。他当时正主持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设在南京图书馆山西路善本书库,他每天去那里办公。
敬悼罗尔纲师 龙盛运
尔纲师辞世转眼就一周年了。回忆42年师门受教,心潮难平,欲为文纪念,又难于下笔。因为尔纲师著作等身,为学精深博大,不仅是太平天国史、晚清兵制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还对金石学、训诂学和古典小说,进行了专门研究。从《水浒传考证》之精细,见解之独到、资料之丰富,就可以看到师在非专擅之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我学识浅薄,自然不敢在这方面有所论述,然半个世纪师门受教,却有不少亲身感受。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曾业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土地沦入敌手,在日军的扶植下,12月24日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40年3月30日以后,这个“临时政府”虽因南京汪伪“中央政府”的出笼而取消,但其原班人马却在日军的支持下,仍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保持着“特殊地位”,而继续对河北、山东、山西及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等地独立行使行政管辖权。在日伪长达八年的统治下,这一地区的农村经济究竟如何?是发展还是衰退?是繁荣还是破败?如果是衰退和破败,那又是谁造成的?怎样造成的?它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启示?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论民元临时工商会议 朱 英
由民国政府工商部于民国元年11月1日至12月5日在北京发起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工商界的一大盛事。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府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共聚一堂,筹划振兴工商实业大计,确实是前所未有之举,人们普遍对这次会议寄以厚望。对于此次会议,一些有关的著作虽曾略有提及,但均未作详细说明。下面,我们对与此次会议相关的几个问题分别予以评述。
民国时期的资源勘查和开发 虞和平
民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加之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较之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更为加强,更有成果。不仅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开发资源,民间也在各自的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发着资源。与晚清时期相比,耕地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多的方式继续开发;矿产资源的开发日益受到重视,对矿产的蕴藏状况开始进行全面的勘查;水利资源的开发日益从农田灌溉,向着航道开辟和水力发电的方向发展;开发的手段日趋科学化,开发方式已有较强的计划性组织性,从而为民国时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张之洞“从缓”“从速”立宪论 邓红洲
关于张之洞对清末立宪的态度,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张态度消极,主张缓进;一种认为张态度积极,主张激进。长期以来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胡思敬的《国闻备乘》、张一?的《古红梅阁笔记》、许同莘的《张文襄公年谱》皆直接或间接地持此说,继论者亦步亦趋。第二种观点为孔祥吉于1993年首先提出1,也颇具影响力。
然揆诸史实,张之洞在预备立宪中的表现和作为,不能笼统地贴上“缓进”或“激进”的标签。他的态度是流转的,大致是观望—缓进—激进—缓进;缓进和观望的时间长,激进的时间短。
洪仁玕流亡期间的交游与经历 夏春涛
在1850年夏发布团营起义命令的前夕,洪秀全曾派信使江隆昌赴广东搬取自己的亲友。其时洪仁玕仍在清远教书,没有应召入桂。次年1月金田揭帜后,洪秀全在江口圩再次派江隆昌赴粤召集滞留亲属来广西会合。洪仁玕此次未再犹豫,但当他随众人赶到广西浔州蒙圩镇时,太平军已拔营而去。由于清兵沿途稽查甚严,洪仁玕被迫折回广东,而官府此时正在官禄?大肆搜捕。洪仁玕见无法家居,便投到清远友人处暂避,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直到1859年4月赶抵天京(南京)后才告结束。
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 邱 捷
苏俄在1922年下半年一度要促成孙中山同吴佩孚合作,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研究。1但是,当时研究者还不可能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此事的档案,所以,即使是专题的研究往往也是语焉不详。近年,大批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出版,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段历史作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利用近年公布的文献,对苏俄代表越飞来华以后力图促使孙、吴合作的过程再作些论述。
“中韩互助社”述评 康基柱
本世纪20年代,中韩两国人民在关内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成立了多处“中韩互助社”,但在我国至今鲜为人知,确实遗憾。为此,笔者在这里仅根据自己收集到的极为有限的历史资料作一个大略的记述与评论。
(一)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吞并韩国,此后,许多韩国爱国志士被迫来到中国,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独立运动。在斗争中,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中韩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悠久的交往历史,现在又面临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的历史使命,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业已存在的骨肉团结与友谊。
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 李学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大火,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消息传到中国,官绅朝野、南北各地立即展开了规模广泛的赈救行动。
一、救灾恤邻之情
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新闻界即时作了充分的报道。9月2日,《申报》、《民国日报》首先刊发“路透社电”,报道了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消息,9月3日,《晨报》、天津《大公报》也均于首要位置刊登了日本震灾的消息。同时各报还发表社论、言论或时评,对日本震灾极表同情,呼吁国人急起赈救。
内容扎实 视野宏阔——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 周溯源
人类不平凡的20世纪已近尾声,值此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各门学科都在回顾、总结20世纪的成就、得失,展望、部署下个世纪的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这一居于指导地位的综合性学科,100年来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更要总结一下。但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严肃、颇有价值的课题。新年伊始,读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研究员主编(顾问:丁守和)的新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为之欣喜。这本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全书洋洋65万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年(1898—1997)来曲折而光辉的历程及其发展规律。
李大钊参加“研究系”活动质疑 朱志敏
已出版的多部有影响的有关李大钊的年谱、资料集和著作几乎一致断言:李大钊曾参加过研究系的活动。这一结论的依据均来自于白坚武的日记。白坚武在1916年5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研究会开会,到会者有孙伯兰、李大钊、王法勤……诸人,此为第一次集会。”但是,人们忽视了《白坚武日记》中提到的“研究会”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研究会。后者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案研究会”和王家襄、陈国祥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于1916年9月12日合并而成的。“宪法案研究会”初议于同年8月22日,8月31日正式通过“宣言”和“简约”。
梁启超《异哉》一文的公开发表问题 李德芳
《异哉》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最早发表于何种报刊?学术界曾一度公认是上海《大中华》杂志2,至1986年才有曾业英先生提出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发表时间为1915年9月3日的新说3。但近年仍有学者沿袭旧说。4因此,进一步澄清这一问题,就实属必要了。
诚然,上海《大中华》杂志第8期的确发表过《异哉》一文,该杂志注明的出版时间为1915年8月20日。但《异哉》一文写就于1915年8月22日。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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