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020-08-14 11:24: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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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文提要：

　　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曾业英

　　[内容提要]蒋介石取得了1929年讨桂战争的胜利，从军事学的角度说，主要是蒋介石对这次战争的整个军事谋略的运用的成功。战争爆发前，他留出一定和平斡旋空间，坚持后发制人，给人以被迫应战的印象，为其后来的军事行动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战争将发未发之际，他极其周密地在调遣军队、整顿纪律、争取友军、瓦解敌军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他又灵活运用攻防结合的战略战术，有效地遏制了冯玉祥的攻汉决心，保障了武汉的安全，为湘粤各军最后攻占桂系大本营广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蒋介石　讨桂战争　“湘变”　冯玉祥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　　王奇生

　　[内容提要]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关键词]国民党　知识青年　基层组织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虞和平

　　[内容提要]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关键词]五四运动　商人外交　民间经济外交

　　19世纪下半期中国知识界的国际法观念　　田　涛

　　[内容提要]19世纪下半期国际法的输入，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响。晚清知识分子以开放的心态肯定了国际法的现实意义，以传统文化中的天道思想阐释西方国际法所浸透的自然法观念，强调和尊崇国际法的理性精神;并在国际法的启发下，产生了最初的国家利权观念与主权意识。但在19世纪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残酷的民族生存现实使知识界长期为国际法是否可恃所困扰，其国际法观念始终处于矛盾状态，妨碍了他们对国际法做出最终的肯定性评判。?

　　[关键词]晚清　知识界　国际法观念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葛夫平

　　[内容提要]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　法国　对华外交

　　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　　黄岭峻

　　[内容提要]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促使中国思想界从30年代起出现了颇具影响的“计划经济”思潮。倡导者既有国民党上层人物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均试图以采用政府干预的办法，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把“计划经济”视作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潮导致其后政治上“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也引起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与其赖以实现的政治条件的思考：“计划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思想界　“计划经济”思潮

　　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 　刘家峰

　　[内容提要]由于农业具有和医学、教育同样的传教价值，早期农业传教士根据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的国情，针对中国教会一贯重视城市忽视乡村的策略，提出了“教会乡村化”的主张。这一主张激起了部分教会对农业的极大兴趣。本文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讨论了教会与金大农林科为实现教会乡村化而进行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的过程。在教会乡村化和乡村基督化的背景下，农业科技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基督教充当了传播农业科技的主体，对近代中国农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基督教　农业传教士　农业科技传播　金陵大学农林科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吴义雄

　　[内容提要]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关键词]新教传教士　《圣经》中译　译名之争　修订会议

　　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　　戴东阳

　　[内容提要]康有为《突厥游记》的稿本和刊本是同一题目下的两个文本，刊本已将反映稿本主旨的政教风俗部分彻底改写。这种改写，体现了康有为政治思想从清末到民初的变化，即由清末认同并试图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立宪，到转而否定以至诋毁之，并将兴趣点转向土耳其历史的另一层面即政教合一问题。康氏因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而改变其对外国历史的褒贬取舍，这在他生前刊发的其他游记中，也并不少见。?

　　[关键词]康有为　突厥游记　文本考异

　　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　　刘增合

　　[内容提要]本文在以往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研究的基础上，从广义媒介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舆论空间的扩张问题。文章注意到关注近代文化和精神系统对开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所以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有机联系;文章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精神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着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媒介形态　公共领域　互动性质

　　“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徐秀丽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我们与这个年份渐行渐远，历史的尘埃慢慢落定，围绕这个年份所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经过、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49年，逐渐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2000年新年前后，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学术关怀的集中体现。

　　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郑起东

　　1999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质升量增的态势。全年论文为415篇，较1998年猛增42.6%。低水平重复和文章“克隆”现象均有所收敛，而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现将其主要特点分述如下。?

　　一、跨学科研究蔚为时尚

　　1998年，吴承明先生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有的学者既而主张要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但同时应该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及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　　李　玉

　　湖南时务学堂到底招收过多少学生，史界有多种说法：曾是该学堂学生的唐才质称该学堂“共师生二百余人”;曾掌教该学堂的梁启超说，他在时有学生40人;汤志钧先生称，“时务学堂招考三次，第一次取学生四十人，第二次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第三次取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备送北洋学生十名”;周秋光先生称，“时务学堂共招收三批学生，合内课、外课、附课诸生共计203名，住堂肄业者116人左右”李喜所先生称时务学堂共招生200多人。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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