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020-10-07 15:50: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夏春涛

　　[内容提要]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在频繁选美的同时，却又借助于严刑峻法，继续推行隔绝男女、拆散家庭的政策，规定即使夫妻同居也是死罪，使得两性关系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导致广大军民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日益滋蔓。弛禁后，太平天国推行严判上下尊卑的婚姻政策，同时仍然强调严男女之大防，严禁异性在婚姻之外稍有混杂，但总的来说局面已日趋失控。围绕婚姻等问题所引发的事态和变化是太平军军纪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对其战斗力的消长和军(官)民关系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它又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太平天国时代，洪秀全等人根本不可能萌发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或男女平等意识。?

　　[关键词]太平军　婚姻　严别男女　女馆　多妻制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刘巍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关键词]胡适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范式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冯筱才

　　[内容提要]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以“五四”、“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减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者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

　　[关键词]罢市　抵货运动　商人　利益

　　贝思福访华述论　　戴银凤

　　[内容提要]贝思福应英国商会联合会之聘，于戊戌政变结束不久来华考察商务情形。他在通商口岸作了广泛考察，除会见外国驻华外交官、商务代表外，还与中国的官绅商界广泛接触，向他们提供改革建议。100天后，贝氏取道日本、美国回国。在中、日、美访问期间，他始终鼓吹英、美、日、德建立商务同盟，实行门户开放，共同保全中国，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以保护英商利益。他的对华政策构想遭到英国政府的反对和主张在华攫取租让权的英国人的鄙视，不过，在日本却反响强烈，日本官绅商界都希望贝氏主张能付诸实施。贝氏的中国政策建议颇受中国各界注目。中央大员、地方督抚起初普遍对贝氏的练兵建议感兴趣，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最后他们都抛弃了贝氏的练兵方案;中国绅商界热烈拥护贝氏主张，希望由英国人助华练兵和管理财政金融等。?

　　[关键词]贝思福访华　四国同盟　门户开放　保全中国

　　“封锁香港”问题研究(1868—1886)　　陈新文

　　[内容提要]19世纪中期，粤港洋面鸦片走私猖獗，对中国关税权益造成极大损害。中国政府为此在香港周边地区广设关卡巡船，专责查缉走私。但港英政府和商界诬蔑中国政府的正当行动是对香港的“封锁”。“封锁香港”问题由此产生。“封锁”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海关主权之争，鸦片税收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清政府在维护国家关税主权、挽救经济权益的抗争中，最终滑向以牺牲国家主权换取经济利益的错误道路。

　　[关键词]鸦片走私　封锁香港　中英关系

　　200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张海鹏

　　一、政治史

　　2001年恰逢太平天国运动150周年与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5月份在南京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10月份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在一系列纪念活动与学术会议的推动下，辛亥革命的研究出现了小小的热潮，但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依然显得冷静。研究者的兴趣仍然集中在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谢维

　　2002年8月21日至23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本次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和美国黄兴基金会共同主办。来自海内外的约13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90篇，涵盖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说来，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1)普遍重视发掘新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2)一些“老”的问题得到了新的研究。(3)采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去提出、分析和尝试解决新旧历史问题。(4)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一些过去被认为处于革命或现代化进程之外的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介绍全部论文，而仅就部分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及其澳藏原刻本　　王庆成

　　《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是太平天国文献中一本很值得研究的书，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十一月东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教导并要杖责天王洪秀全的经过。这本书当年由太平天国出版，但似不为当时的对手──清朝将帅所见所知。奉曾国藩檄委搜集“贼情”而编成的《贼情汇纂》一书，只在“首逆伪天王洪秀全事实”中记：“秀清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这是《贼情汇纂》的主要撰稿人、曾与太平天国中人多有交往而从南京逃出的程奉璜述说的，事实基本无误。但所记“伪书”书目中并没有列这本书，更未有其内容的著录;太平天国失败后，文籍被毁殆尽，它更不为时人和后人所知。直到70年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程演生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发现这本书，把它抄录传回国内，编入他在海外搜辑的《太平天国史料》(第1集)，才首次为学人所知晓。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日〕伊原泽周

　　一、前　言

　　黄遵宪(1848—1905)作为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官，随同首任公使何如璋于1877年12月到达东京后，以其诗文与日本朝野人士交往，悉心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近代日本国情，未及两年完成《日本杂事诗》一书。该书于1879年孟冬由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出。黄在该书自序中说：“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其新政，辄取杂事，衍为小注，?之以诗，即今之杂事诗也。”由此可知《日本杂事诗》是后来《日本国志》的“母体”。

　　郭嵩焘与万国公法会　　张建华

　　作为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位常驻使节，郭嵩焘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国际法，他与国际法学术团体的联系与交往也很引人注目。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徐中约，他介绍说：中国在西方世界建立公使馆之后不久，即被邀请参加国际法改革和编纂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ReformandCodificationoftheLawofNations)的第6次年会(1878)。该协会1873年成立于布鲁塞尔，在1876和1877年的第4次和第5次会议期间，表现出了欲将国际法推广至远东的极大兴趣。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　　左双文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为因应对外交涉的迫切需要，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之下设立了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下简称“外委会”)，作为临时性外交决策机构。该机构的运作是此一时期南京政府决策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学术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注意到外委会的，似乎还不多。笔者拟就外委会的若干问题，略作探讨。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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