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近代史研究》2021第三期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理、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 但遗憾的是，这批文献因发行数量少，图书馆收藏不全，没有引起
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利用，也有个别研究者以档案资料开放不够为由，无视这批文献的存在，没有讲

好这段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
例如，陕西人民出版社 ４０ 年前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４００ 余万
字，是从 ５０００ 多万字的原始档案中摘编而成，全面展示了边区的财政工作。 根据地财政不仅有力

支持了抗战胜利，更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财政转型的重要探索之一，为新中国财经原则、财经制度、
税收制度建设做了积极的探索，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仍有一定启迪作用。 可

惜的是我们只看到这 ４００ 余万字的成品，其他近 ５０００ 万字的档案散落在何处，无人知晓。 事实上，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每一个抗日根据地都整理出版过大量财政史料，仅我所知，同样规模的还有档案
出版社《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
济史料选编》等。 此外，各抗日根据地交通邮政等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如人民邮政出版社《 华东
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等，也是相当丰富的。
我个人还收藏有国防科工委和中国军事工业史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辑的《八路军总部军工史资
料》和内部不定期出版的十余辑《兵工史料》，但最终出版了多少辑无从了解。 即便是公开出版物，
也有许多文献很难在图书馆查到。 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辑的多
卷本《 军需生产史料丛书》， 包括 《 军需生产历史文件资料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 军需工厂 （１９２７—
１９４９）》；金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文献资料选编》等等。 我仅有的两
册公安部公安史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编辑的《公安史资料》，每册都有涉及抗战时期的文献，如“资料
长编”类有《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保卫工作历史长编》，“案例选登”类有《李兆麟将军被害始末》。 它
们呈现了大量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根据地建设画面。 可惜的是，这些文献长期不为学界充分利用。
由于史料利用不充分，现有抗战史研究成果往往在宏观领域还存在着一定的概念化倾向，而在
微观研究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现有成果过于碎片化。 我个人体会，宏观研究要有重大突破，一定要
在微观成果积累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不能简单地对研究对象定义、定性。 碎片化也有一定的必
要。 只有将无穷的细节研究透，才有可能高度概括出更加接近事实、有说服力的宏观叙事。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民间的需求，还是学界的兴趣点，都在慢慢转变，越做越细。 其中，来自民
间的冲击，是一股有生力量。 许多历史爱好者，能从分散的中外文献中，认真考证细节，比如交战双
方武器弹药使用黑色和黄色炸药的比例、枪弹的有效射程、作战服装的优劣等等。 有些内容读起来
不仅有趣，还很有说服力。 传统的学院派研究思路，往往更关注国际关系、重要会议决议、重大战役
等，太过宏观。 理论上该不该如此，与实践中能不能做到，时常是脱节的，所以关注细节很有必要。
但普通史学爱好者又因缺乏专业训练，在史料运用上常会将时间、空间搞混，容易造成硬伤。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最近十余年成长起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做
的研究非常细致，有些博士论文讨论抗日根据地的后勤建设，可以详细论述医药是如何保障的，医
生、护士是如何培养的，受伤战士治疗后是如何重返战场或因伤病致残出院后重新就业等问题。 只
有对这些细节进行研究，才能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史走向深入。 而其基础建设，就是档案文献的广泛

收集、整理，并通过互联网与研究者充分共享，以此打通史料收集的壁垒。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之际，针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指出：要加强
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 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确定研究重

点和主攻方向。 ① 为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设“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近五年来取

① 习近平：《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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