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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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峥 / 战争与体育:“球王”李惠堂与全面抗战时期的足球运动

                   既有研究,多从体育运动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关注战时不同区域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思想的演进
                   和体育机构的运作等情况。             ①  另有学者在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框架下,将战时体育视为近代中国
                   “强种救国”思想及实践的产物,突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②  这些研究勾勒出战时体育的主要特点
                   和基本面貌,但仍存在若干缺失。 前者将体育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领域,侧重描摹其本身
                   的演进,弱化了体育与政治社会变迁的关联。 后者将体育视为政治思想或政治力量的衍生物或附
                   属品,较少关注体育的内在逻辑和主体性。 对于抗战时期中国体育的研究,应建立国际视野,将战
                   时日本的体育政策及其实践,特别是中日之间围绕体育展开的对峙与竞争,纳入比较和考察的范

                   围。 对于“体育与抗战”这一议题的研究,自应进一步扩展视野,探索路径。
                       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开,从政治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将战时体育作为一个多方互动的领
                   域,纳入抗战史的整体视野。 同时尝试打破既往研究局限于某一机构或区域的做法,选择将视线聚
                   焦在穿梭于不同政治环境和区域社会中的体育人物,以此透视体育在战时的角色与功能。 本文以
                   “球王”李惠堂在战时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报刊、档案、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等多种史料,叙述在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足球为“武器”,在香港、广东和西南大后方从事抗战活动的经历,试图对“战
                   争与体育”的关系提出新的思考。


                                    一、 非常与日常: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李惠堂与香港足坛


                       1939 年元旦,李惠堂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言及战时国内体育界的现状时写道,“现在,除了
                   上海孤岛里有一部份〔分〕同志稍形活跃外,体育之能保持常态的地方,惟有世外桃源的香港,在这
                   里因为流亡者的麕聚,人材〔才〕 的源源而来,体育的动态反觉加倍热闹,成了全国的重心”。                                            ③  香
                   港是中国较早接受和传播西式体育运动的地区。 源自英国的现代足球,于 19 世纪晚期传入香港,
                   并逐渐成为华人积极参与的大众活动。                   ④  香港足球的竞技实力在 20 世纪上半叶达到亚洲顶尖水
                   平,以香港球员为班底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赢得九连冠,并参加了 1936 年柏林奥运
                   会,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在国际赛场上为数不多的亮点。                          ⑤
                       在香港乃至亚洲足坛大放异彩的李惠堂,是近代香港足球及整个中国体育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县,1905 年生于香港,自幼喜好足球。 他于 1922 年加入香港南华体育会所属
                   足球队,帮助球队于 1923—1924 赛季首次赢得香港甲组联赛冠军。 在以国脚身份参加 1925 年第
                   七届远东运动会后,李惠堂因家庭问题离港赴沪,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指导员,随后网罗上海各大

                   学精英球员,创建乐华足球队并带队称雄沪上,结束了西方人球队长期统治上海足坛的历史。 1931


                      ①   对于战时国统区、根据地体育运动开展情况以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运作情况的相关研究表明,抗战时期的体育运动推
                   动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参见吴琼先:《抗战时期陪都体育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4 年
                   第 2 期;王宏江、刘潇:《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体育报刊出版的历史考察———基于〈中国滑翔〉和〈体育通讯〉的文本分析》,《体育与科
                   学》2015 年第 3 期;张爱红:《民族救亡与体育转型: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体育科学》2016 年第 8 期;陈明
                   辉:《体育救国:抗战时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活动概述(1941—1945)》,《体育科技》2016 年第 3 期。
                      ②   如徐国琦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体育救国”成为发展体育的指导意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社会精英的敦促下推动
                   体育教育,组织全国运动会。 这一政策延续到抗战时期,1942 年国民政府宣布将 9 月 9 日定为“体育节” 即是明证。 参见徐国琦
                   著,崔肇钰译:《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0—77 页。 安德鲁·莫里斯亦强调国民
                   政府战时体育思想及政策延续了战前的思路,有着明显的连贯性。 Andres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s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30 - 231.
                      ③   李惠堂:《抗战与体育》,香港《大公报》,1939 年 1 月 1 日,第 2 张第 7 版。
                      ④   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版,第 206—207 页。
                      ⑤   李峻嵘:《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5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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