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法，担负着助力中国参与国际体育的任务。 1938 年，日本宣布放弃 1940 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 ①
国际奥委会遂决定将赛会移至芬兰赫尔辛基举行。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下文简称“中华体协”）仍力主派代表参会。 1939 年 3 月，中华体协总干事沈嗣良到港，循例与

李惠堂等香港足球界代表讨论组队事宜，得到港方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配合。 ②
香港足球的对外交流，亦大体照常，特别是与东南亚之间的日常足球交流仍在延续。 因当时香
港足坛仍本“业余主义”精神，球员名义上并非以踢球作为主要职业，不得以获取报酬为目的，所以
在一个赛季结束后，香港各球会通常以“南游”的方式前往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香港以南的华人聚

居区进行表演赛，赚取额外收入。 ③ 作为南华队头号球星，李惠堂的名字在球队历次“南游”中均被
作为宣传招牌。 ④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华队无法北上比赛，“南游” 的作用更为重要。 李惠堂于
1937 年“南游”途中受伤，但次年复出后，并未缺席后续的“南游” 赛事。 在此期间，李惠堂还参与
其他具有商业性质的活动。 除原本所兼瑞典洋行秘书一职，李惠堂还担任香港银行业业余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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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并在赛马活动中公开亮相 ，以此延伸自己的商业网络。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从内地延伸到香港。 体育作为与政商各界密切互
动的社会板块，不免受到影响。 李惠堂一方面将组织和参与足球义赛作为其实践“体育救国”理想
的方式，另一方面将体育与商业相结合，保持体育活动在香港的正常节律。 1941 年下半年，随着国
际局势的转变，香港上空战云密布，社会气氛日益紧张。 11 月末 12 月初，香港足球联赛被迫暂停
改期。 ⑦ 12 月 7 日，日军袭击珍珠港，次日对英美宣战，发起对香港的攻击，于圣诞节当天迫使在港
英军全部投降，李惠堂的体育人生亦因香港沦陷发生重大改变。

二、 体育运动与地方政治：李惠堂与战时广东足球的交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粉饰殖民统治，将自身与各伪政权之间的足球交流作为其宣传“大
东亚共荣”的政治工具。 ⑧ 在此背景下，李惠堂于香港沦陷伊始，即被裹挟入一场日伪势力策划下
的政治旋涡。 1942 年上半年，日方发起“东亚运动大会”，邀集伪满、汪伪等伪政权参加。 汪伪政
权以“中国体育协会”的名义召集“首届全国体育代表大会”，宣布“ 复兴民族体育” 的若干政策，
“其中尤以敦促香港足球健儿来归最为扼要”。 ⑨ 汪伪政权极其看重李惠堂的地位和影响，极力进
行争取。 伪中国体育协会理事暨“东亚运动大会” 筹备委员徐英携带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
生、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致李惠堂的亲笔函件，于当年 7 月专程搭机前往香港，促动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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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 ○ 面对日伪的拉拢，李惠堂展开各种周旋。 他托人带给叔父李大超一封信件，告知拒不附
①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进行精神动员，实施战时统制，改变之前利用西式体育学习欧美文化、树立西式文明形象
的取向，转而采取与国际体育脱钩的政策。 1938 年，日本以提振“精神动员和物质动员”为由，宣布放弃 1940 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办
权。 大卫·戈德布拉特著，项歆妮译：《奥运会的全球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19 页。
② 《筹备足球队参加世运 沈嗣良抵港接洽李惠堂》，《时报》，1939 年 4 月 2 日，第 2 张第 6 版。
③ “业余主义”（Amateur）源于英国，要求体育运动参与者必须拥有正当职业，只能将运动作为休闲娱乐，不得从中获取报酬。
关于“业余主义”与近代中国足球运动，参见汲梦喆：《“业余主义”对于近代中国足球运动的影响》，《民国研究》2018 年第2 期。
④ 林万里：《球王李惠堂功在足坛》，邹瑛主编：《李惠堂先生纪念集》，第 94 页。
⑤ 《银联小球赛周末举行 参加者甚踊跃》，香港《大公报》，1941 年 1 月 16 日，第 2 张第 7 版。
⑥ 王横：《马场杂感》，香港《大公报》，1940 年 2 月 20 日，第 2 张第 7 版。
⑦ 林冲：《督宪杯足球初赛尚无确期举行 审查小组日内将提出讨论》，香港《大公报》，1941 年 12 月 3 日，第 2 张第 7 版。
⑧ 符金宇：《日本足球史》，新华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7—179 页。
⑨ 《球王李惠堂将率健儿来沪 应中国体育协会之邀》，《中国商报》，1942 年 6 月 1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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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运决选在即 敦促粤足球队北来 足球大王李惠堂将来沪》，《中国商报》，1942 年 7 月 14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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