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0 - 日本1941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1941年6月23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德国驻东京记者理查德·佐尔格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情报命令：“汇报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的立
场。”40多岁的佐尔格身材高大，面容棱角分明，很有魅力，他是苏联在日本安插的间谍。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巴库，母亲是俄国人，他大部
分时间在柏林长大，一战时加入德国部队，但他在这场战争中负伤（让他成为跛子），于是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接到命令几天后，苏联政
府又要求他“汇报（日本）陆军向我边界调遣的信息”。莫斯科现在急切盼望他的情报一定让他觉得很可笑，因为此前他发回一系列关于德国入
侵苏联的警报都被斯大林当作耳旁风。

1933年秋，佐尔格抵达日本。他曾总结说，他的任务就是：
密切关注日本对苏联的政策……确定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是给我以及我的团队下达的最重要任务……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在日
本的全部目的。

佐尔格似乎在日本很自在。他住在普通的两层房屋里，家里堆满历史书籍以及他在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人们常能看到他穿着皮夹
克，骑着摩托车。他很随和，很快就成为东京德国人圈中受欢迎的人。他能够赢得重要人物的信任，尤其是当时德国驻日本使馆专员、1938年
晋升为德国驻日大使的欧根·奥特（Eugen Ott）。这就是为什么佐尔格能够提前知道“巴巴罗萨”行动的准确日期。
奥特如此信任佐尔格，甚至允许这位记者在德国大使馆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佐尔格在这间办公室编辑每日新闻摘要（并与奥特太太发
生关系）。佐尔格富有成效地招募新成员，组建他的间谍网络，团队包括至少13名男性和3名女性，但这些人很少与佐尔格保持直接和长期联
系。间谍网络成员有曾在莫斯科读过书的普鲁士无线电通信工程师马克思·克劳森，在克罗地亚长大的塞尔维亚犹太人、为法国和南斯拉夫报纸
撰稿的布兰科·德武凯利奇（Branko de Vukelic），来自冲绳、从小在加利福尼亚接受训练的画家宫城与徳（Miyagi Yotoku），以及近卫文麿的
顾问、十分了解中国的著名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尾崎胖乎乎的脸庞和善良的眼神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放下防备。他是佐尔格网络中最重要的人物。生于1901年的尾崎主要在殖民地台湾长
大，他的父亲是派驻中国台湾的记者，后来他回到东京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1928年至1933年常驻上海工作。

尾崎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历对他意识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回忆说，他与台湾的中国人亲密接触，在“每天生活的每个细节中”认
识到殖民帝国主义下由“统治者统治”的权力体系，这是他普通童年生活中唯一“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看到即使像他父亲这样好脾气的人，有时
也会变成傲慢的殖民者，斥退想讨要更多钱的人力车夫，这让他很难过。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更加强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他尤其支持中
国的民族解放。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并为日本和中国提供了和平共处、为相同目
标进行合作的道路。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以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激进言论著称（她也是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史沫特莱
的介绍下，年轻的记者尾崎1930年年初在上海见到了佐尔格。佐尔格当时正为莫斯科调查中国国情及共产主义的发展，他向尾崎请教日本在华
活动的实质。佐尔格描述，他们俩的关系“不论在私人层面还是工作方面都完美契合”，尾崎1932年离开中国回到东京，这是佐尔格调查中国过
程中的“巨大损失”。尾崎说：“这些人（史沫特莱和佐尔格）的意识形态坚定，拥有崇高的准则，在工作中既投入又能干。如果他们有丝毫自私
的动机，或者存心想要利用我的话，我早就会拒绝他们，与之分道扬镳了。”
在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上，1934年尾崎秀实在日本见到佐尔格并同意与他合作就并不让人意外了。尾崎有个条件，他不会收取任何金钱上
的酬劳。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具有分析能力、学者气质（佐尔格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热情、爱交际的性格，这让两人既能成为优秀
的记者，又是娴熟的特工人员。

在日本，佐尔格利用自己纳粹党的身份隐藏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心，但偶尔他也会犯错。1939年9月4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他差一
点露馅了。佐尔格从德国通讯社（DNB）的办公室出来后，碰到法国哈瓦斯通讯社（Havas）东京分社的社长罗伯特·吉兰。吉兰一看见这位“纳
粹”记者就开始数落：“我爷爷与德国人打过仗，但当时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输了。我爸爸1914年也与德国人打过仗，那是因为德国攻打
我们。你似乎对这两场与法国的战争不怎么满意。那么好吧，我们将跟你打第三次仗，这一次我们将把你彻底击败。我们将把希特勒轧成粉
末，把你们全都炸死。你等着瞧吧，德国将成为一片废墟。”听完这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同行发表的长篇大论后，佐尔格却热情邀请他共进午
餐。两人吃饭时，佐尔格对他说：“我跟你一样厌恶这场战争……我也参加过一战。我曾相信世界会迎来和平。希特勒出现后，我曾以为他会
给德国带来新秩序，给欧洲带来和平，但我知道自己错了。”犹豫了一下后，他又补充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是吧？”

没有尾崎的佐尔格发挥不了作用。他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无法在日本有效开展活动，他的日语口语能力还停留在基础阶段。（他的俄语
能力也很有限，他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大多靠英语和德语）。尾崎作为政治分析家和时事评论家（尤其关于中日关系）常常很忙碌。他为《朝
日新闻》报道的重点正是中日关系，他还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智库进行研究工作。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升级，他也成了知名公众人物，来
自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军方和警察，都想听听他的看法。他还是近卫首相政策顾问团“昭和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单靠这一职位他就获得了重要
的信息来源。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加入了所谓的“早餐俱乐部”。

这一封闭式俱乐部每月举办两次聚会，每次都在早上8点，会员们交流信息，讨论时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令人生畏。近卫并不是俱乐部
聚会的常客，但其他成员都以自己成为近卫的心腹而感到自豪。大多数会员来自日本特权阶层，他们有的30多岁，有的40岁出头，倾向于自由
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英美接受过精英教育。这些人包括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Ushiba Tomohiko）、西园寺公爵之孙（陪同松冈洋右乘坐“红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