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日本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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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以笔名写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叫《日本的危机》(这没有经过海军同意,足以被海军开除)。他在书中警告说,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
               就有意控制东方,他敦促日本在美国威胁迫近之际,开展“全国性运动以确保生存权”。他认为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西
               方阻止日本崛起的一种阴谋活动。与制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样,石川利用这本有争议的著作去影响年轻官兵,让海军中
               的许多亲英派变成纳粹同情者。他的狂热向来让高层警觉,他的外号叫“不规弹”,所以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与关键职位无缘。
               而在1940年秋,强烈鼓吹日本轴心国联盟的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不顾人事局的反对,任命石川信吾为军务局主管军备的课长。
                  石川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同事组成了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正是这个“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推动了日本海军的主战立场。他与
               田中新一一样,都相信不应回避与美国的战争,而要勇敢面对。在他看来,日本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就意味着日本要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做好准备。实际上,石川甚至希望战争打到印度支那边界外,他想要征服英属马来亚。石川后来夸耀地说:“我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人。”
                  可以说这些幕僚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时刻关注扩大战略优势和领土的机会。但日本在1941年年中的问题
               在于,备战成为唯一的重心,而日本缺少全面的国家政策来指导备战。上层决策者任由下层军官带动,下层军官的权力本应受到限制,但决策
               者现在却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们煽动性的言论。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毫不脸红地解释说:“因为底下官员最了解情况,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50年后,当年在陆军省成功起草多项提议的石井秋穗(Ishii            Akiho)回忆,在珍珠港事件前关键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曾经手握重
               权,他说:“尽管我们很愚蠢,但只要积极主动,我们就能左右一项重大政策。当然,我们的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修改,但(我们的
               声音)是重要的……所以我罪孽深重。”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
               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
               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但还有必要强调的是,1941年6月,军方高层领导人或政策制定部门的幕僚并不认为田中新一、石川信吾及其他好战分子过于激进。这些
               决策人也支持向印度支那南部挺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风险小回报高的机遇,在其他国家忙于应付欧洲战事之际,东南亚的权力真空必须
               加以利用。虽然松冈洋右呼吁日本在德国战胜苏联前应立即向北进发,但这些幕僚却认为,日本在南边的机遇转瞬即逝。这就是日本关键时刻
               南北争辩的背景,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日本的国际地位。
                  6月24日,海军和陆军取得共识,日本应当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陆军是否进攻苏联待定,取决于是否出现有利时机——比如苏联将
               部队从远东大规模调往欧洲前线。近卫很快对该计划予以认可,这也是他想利用政策目标的转变除掉松冈的权宜之计。不久前近卫还依靠松冈
               的强势来引领政府,现在,失望的近卫开始依靠军方来打压松冈,而他以前正是通过松冈来制约和控制军方的。隐含政治目的的南进计划必须
               经过联络会议同意才能执行。

                  联络会议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各方领导人会直接而毫不客气地抛出具体问题。提议总有遭到否决的可能性,所有人都认为松冈会提出反对
               意见,因此海军和陆军最高指挥官把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也带到会议上壮大声势,他们声称这些次长是专家,掌握具体细节。(对于陆军参
               谋次长冢田攻(Tsukada Osamu)来说,专家的称号名不副实,据说他对一位手下说:“我看不懂数据,我把这些交给你了。”)松冈必须接受挑
               战。近卫将这次联络会议定在6月25日举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松冈表现得格外顺从。他没做太多争辩就同意了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提议。他说:“该计划需要迅速行动。
               既然决定了,我们就执行下去吧。”按照流程,当天下午将召开内阁会议(对联合会议的决定加以认可,成为正式的政府决策),然后参谋总
               长和军令部总长将觐见天皇,告知他这一计划。联络会议的讨论焦点转到日本的苏联政策时,松冈再次要求进攻苏联。
                  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吃一惊,他回应道:

                  外务大臣是在宣扬激进政策,但陆军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有当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形势同时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才能进攻苏联……我们必
               须认识到,如果匆忙进攻苏联,美国可能会与苏联联手。
                  杉山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入侵印度支那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松冈却极力要求对苏联保持“威慑力”,他无论如何要成为南进道路上的最大绊
               脚石。最后领导人不情愿地宣布将再次召开联络会议解决这一分歧。
                  第二天,6月26日,松冈呼吁军方对德国盟友拿出点诚意,他再次极力要求立即进攻北方。参谋次长冢田攻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我不懂
               政治,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有理由不去(同德国)商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冢田的观点,但他不能
               轻易做出同意占领印度支那的决定。6月23日东条曾与陆军燃料部门的一位官员谈话,此人建议他说,日本获取石油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印度
               支那南部。东条英机勃然大怒,他反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偷?”他对陆军研发人员拿着充足的经费却没能发明出人造石油感到愤怒。他
               说:“我无法向天皇陛下汇报说:‘恐怕我们不得不沦为小偷。’”
                  在他狭窄的视野里,东条没能认识到,政治决定能够威胁到日本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以为是的道义原则,同意向印度
               支那进发。虽然6月26日的联络会议也无果而终,但这场内讧开始对松冈产生不良影响,在会议结束时他一反常态,变得语无伦次,他表示自
               己“大体上”同意军方的计划,但“从根本上”并不认可。他提出第二天再做解释。
                  新的一天,新的会议。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松冈试图收回自己对入侵印度支那的草率同意,他说他总体上理解进攻印度支那的战略逻
               辑,但他觉得这犯了根本性政治错误,因为此举将刺激同盟国进行报复。只有当纳粹确立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后(他认为很快就会实现),入侵
               印度支那南部才更加可行。对于杉山元此前表示的美苏可能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松冈也不屑一顾,他说,美国向来恨透了苏联。
                  的确,苏联向来不是国际社会中受欢迎的成员。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既是他的总体方案,也是被斯大林对波兰、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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