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 - 日本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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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1941年12月,日本决定进攻美国及其盟友,本书把焦点集中在日本作出这一灾难性决定之前的8个月。与公认观点不同的是,本书认为,
               日本领导人其实认识到发动这场战争将带来毁灭与自我毁灭的后果(当时,日本企划院估计美国的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甚至在发动
               袭击前的几个月里,日本领导人也本可以避免这一对决。除了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关注,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日本与中国以及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对
               抗关系。
                  中国对于1941年的日本十分重要。二战结束前,对日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顽强而难以制服的对手,日本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却从来无
               法将中国打败。正如每位中国读者所知,日本自1931年起开始对中国东北积极进行军事扩张,自1937年7月起,日本为了征服中国大陆而开启
               残酷的战争。1940年,日本甚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尽管日本在军事上占上风,但中国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日益孤立又缺乏自然资
               源的日本铤而走险,侵入东南亚,这冒着卷入一场新战争的风险,但自相矛盾的是,这样做日本才能继续与中国无休止地打下去。
                  当然,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不如意与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没有必然联系,但日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控制中国的确影响到日本最高领导人
               的政策判断。到1941年秋,美国要求日军从中国撤出,这成为阻碍美日外交谈判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正如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华盛顿
               对一位日本外交官所说,在美日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去掉哈姆雷特这一角色一样”。但东京的
               领导人不这样认为。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官方解释是,日本被美国这一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实施的惩罚性经济制裁措施逼上了绝路,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看法说
               明,日本领导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正是日本多年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进一步挺进印度支那才招致了制裁。日本还为发动战争寻找正当理
               由,认为发动战争是为了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其他地区(而与此同时却在攻打中国的亚洲同胞)。日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自己是在
               反抗傲慢白人的欺凌。大声叫嚣的日本右翼至今仍持有这种歪曲事实的观点。许多日本人仍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是防御性质的,是不可避免
               的,这是因为如果想到日本本可以避免这场毫无意义又损失惨重的战争,他们的内心会难以承受,而认为日本别无选择就会感到轻松得多。
                  然而,正如本书再三论证的那样,日本拥有选择权。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开高层会议,探讨战争以外的选项,这说明日本领导层
               心里清楚,与西方开战将无法获胜,因此应该避免这样做。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出面阻止日本的黩武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正是日本
               已为战争作好了全面准备。虽然不论在政府还是军方,日本的决策过程称不上独裁,但基于共识建立的政府阻碍了有意义的直接辩论。随着时
               间的推移,包括参战在内的重大决定的责任分摊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导人之间,最终由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来批准,而天皇本应被视为凌驾
               于政治之上。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
               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通过对个别领导人的详细剖析,包括近卫文麿、松冈洋右、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我所寻求的不是原谅,而是剖析
               悲剧人物的弱点与缺陷。
                  显然,一场战争不会无缘无故打起来。日本说到底就是一个侵略者,首先入侵中国,其次是亚太其他地区,日本主动发动袭击,早就在该
               地区践行各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入侵,盲目否认这些事实没有意义。同时,我们应该从更加广泛的历史角度审视日本的帝国主义以及令人忧虑
               的中日关系。虽然当今两国关系紧张,但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敌对并不总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即使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后,日本精英阶层仍然崇拜中国文明的辉煌,他们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熟知程度与他们掌握西方语
               言的才能一样突出。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也将日本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典范。所以在1905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国民党前身(中国
               同盟会)的地点是在东京,这一点也不偶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两国能够相互学习、互惠互利的地方还有很多。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曾总结说,历史“是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终止的对话”。这种对话必须不断
               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挑战、修改并重新注入活力,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理解。显然,让历史问题政治化来解决短期问题不会改
               变历史及书写历史的宏观进程。我希望在这一持续性对话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最后非常感谢新华出版社和译者马文博将本书带给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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