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日本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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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瓦解都让日本相信,实力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同样在这一时期,不加辨别的各种思潮迅速发展。新帝国主义、社会达
尔文主义、白人至上论,所有这些都不断强化世界的种族主义观念。尽管日本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肤色,但此时的日本就像一个模范学生,不断
加强国力、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快实现工业化,以期赶上西方的脚步。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日本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成为强国并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军事化,它还需要遵守规则并赢得国际尊重,因此日
本需要确保一个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1895年战胜中国清朝后,日本天皇告诫国民:“勿随意轻视其他国家,不要因胜利而自我膨胀,傲慢自
大,这会让日本失去其他强国的尊重……我们尤其不能侮辱他国,不能因为胜利而盲目自大,这将使友邦失去对日本的信任。”但这种谦逊到
20世纪30年代已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故意忽视。由于日本作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加之历史上遭遇西方不公平待遇而积累的怨
恨,日本变得更加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决心(还有常常伴随的好运气)渡过各种国内外危机。这种自信最终驱使日本入侵中国
东北,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北方,加剧与中国的冲突。基于同样的自信,日本还谋求夺取东南亚的资源,以支持中日战争的持续,直
到取得满意的结果,并以此摆脱对外界的经济依赖,于是日本朝着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方向迈出第一步。而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使欧洲列强
无暇顾及亚洲殖民地,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胆大妄为。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自以为是地鼓吹对外扩张,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政策失误,也没能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对中国、朝鲜和中国台湾
推行的严苛的帝国主义政策。尽管存在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但日本仍然坚信该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日本决策者1941年对国家命运进
行抉择时,近乎狂妄的自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官方关于被迫与西方开战的表态折射出长期的历史记忆对其心态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何这场近乎自杀的战争在1941年12月能如此轻易
地被日本民众接受。但归根结底,被压抑的负面情绪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领导人普遍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发动战争。
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是日本战后最卓越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反思这一问题时写道:
失败的可能性让人发抖,但(日本领导人)仍然用手蒙住双眼决意向前。假如我们问:“他们想要开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假如我们
问:“他们希望避免战争吗?”答案还是肯定的。虽然想要开战,但他们又试图避免战争;虽然想要避免,但又故意选择了走向战争的道路。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
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政府分裂并不是什么好事。根据宪法,军队可以越过民选政府直接向天皇“进谏”,这一特权通常被称为“最高指挥官的独立
性”。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出现两个外交政策完全相反的政府。更糟的是,这两个“政府”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根深蒂固。此外,日本陆军与
海军总是不和,每支部队内部在政治倾向、世界观、派系及战略取向方面都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对手也不同。考虑到这些分歧,日本领导人
能够同意发动一场无人真正知道如何取胜的战争着实令人意外。
在整个1941年,日本文化固有的对团结的偏好(即使是最浅层的团结)妨碍了该国在关键节点上对国家前途进行坦诚探讨。日语的长处在
于谈论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语义细微差别并给对方留有余地,但这种语言不善于阐明想法或引发公开辩论。然而,尽管这些结构、文化、社
会甚至语言因素有助于解释事情的真相,但它们不是政治误判的借口。
一场重大的国家赌博是对日本开战决定最贴切的理解。虽然社会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孤注一掷,但他们最终决定跳入火海是有意为之的。
日本认为与希特勒交战的欧洲人无法守护亚洲殖民地,日本军方规划部门的战略家于是大胆推行侵略方案,并让他们的长官相信,决策时间拖
得越长,日本可获取的用于战争的资源就越少,美国也将获得更多时间为两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准备。日本认为从地缘角度看,日美两国必
须决定谁来领导亚太地区。假如冲突在所难免,那何不自己掌握时间?客观来说,这是一个通过获取新领土来为战争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的鲁
莽战略,这正是古罗马言简意赅的名言“以战养战”所表达的道理。当然,仍有许多日本领导人并不认为与美国爆发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人
直到最后阶段仍未完全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实现和解。但没有人愿意为日本错失赢得战略优势的机遇承担责任。
激进冒险的准则是:机会越小,收获越大。日本在近代的两场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
战争)。受此鼓舞,日本领导人认为,日本总有打赢这场冲动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并不过多考虑该如何取胜。他们既有绝望的心态,又有
赌徒般异乎寻常的兴奋感。尤其当他们只关注于短期前景时,这种兴奋感就更加强烈。但无论日本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如何,这场战争太草率
了。日本获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完全依赖于不受日本控制的外部条件(除了日本人的意志力外),比如美国很快求和或纳粹德国征服欧洲这样一
厢情愿的局面。就像日本领导人宣称被推入战争一样,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还将以某种方式被推向和平。可以这样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领导
日本的是一群“赫尔曼”式的人物。赫尔曼是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颠覆性主角,他穷困潦倒,却默默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
笔,最后丧失理智。
关于日本开战决定最讽刺的是,如果没有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领导人甚至不敢想象进行如此大的一场赌博。但山本五十六本质上却
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作为头脑冷静的政治家,山本在1941年9月底警告日本参谋本部说:“不应进行一场获胜希望如此渺茫的战争。”虽然这位日
本最见多识广的指挥官清楚,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战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珍珠港战略。
人们有权在赌桌上挥霍自己的钱财,但日本的国家赌博却在威胁本国人民的生命,而对于那些遭受日本袭击与侵略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
的人民也受到生命威胁。将如此重大的决定归结为“不可避免”是绝对不够的。驱使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人究竟是谁?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