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日本1941

务实的西园寺反对神化天皇，但认为天皇对于现代日本的团结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多余而繁复宫廷礼制的创立者要么是无所事事的旧贵
族，要么是（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期间）品位差劲的新贵族。然而，尽管不认同赋予等级制度过度的重要性，但西园寺深知在具有等级观念的
日本拥有一个贵族头衔的好处，关键是知道如何从这个头衔中谋利。他认为比他年轻40岁的近卫文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取
胜。
遗憾的是，西园寺没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自己年轻的门生。出生于1849年的西园寺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深受19世纪的欧洲影响，他
曾作为学生在巴黎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并与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成为朋友。曾与西园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克里孟梭后来成
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在十几岁时萌发了政治意识。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王室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政治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最终导致1868年
的明治维新。西园寺此后的人生原则就是既要在激烈的政治变化中生存下来，又不牺牲自己。
近卫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分溺爱，所以他与西园寺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对政治哲学充满热情
的学生，近卫的学术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似乎从未对他有过吸引力）。近卫深信日本应该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变得更加
伟大。他沉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日本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近卫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占据
类似的特权地位。他的这一刻板观念在他首次出国之旅后进一步得到巩固。1919年，时年27岁的近卫文麿仍是政坛新人，他陪同西园寺参加一
战后的巴黎和会。他感到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而请求西园寺带上他。
近卫发现前往巴黎对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有利。当时，近卫正因情人菊（Kiku）怀上他的孩子而心绪不宁。这个名叫菊的女人原来是一名
艺妓，近卫把她从京都带到东京。近卫最初需要她的陪伴以短暂逃离他的家庭。为他延绵子嗣的任务是他妻子的工作，这一点她做得很好。近
卫知道，菊怀上的这个孩子将取代自己在菊心中的位置，因此两人也就没有继续维持情人关系的必要了。菊被送回了故乡。在变卖一些家传宝
物筹措旅费后，近卫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近卫对巴黎和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呼吁反对英美和平框架》的文章，刊登在一份民族主
义杂志上。尽管他并未全盘否定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立一个政府间组织的理念，但他对国际联盟说教式的激进主张深表怀疑。他坚称英美两国
制定的战后新秩序与两国宣称的促进民主与和平毫无关系。相反，他认为这一新秩序反映了英美渴望继续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以加强自己的优
势和国际地位。

近卫认为，他的同胞之所以青睐自由国际主义提案，是因为他们感情用事，太容易被“公正”“人性”这样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他以黄种人在
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告诫日本读者要清醒认识到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现实。他说：
这些国家欢迎白人移民，但抵制黄种人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日本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多年愤怒与沮丧的根源。仅
仅由于我们的肤色，白人就阻止我们获得工作、租赁房屋和土地。我们有时甚至无法投宿旅店，除非我们有白人做担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
看，这一问题糟透了。
近卫这篇情感强烈的文章本来是只为日本国内读者准备的，却被传到外界。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受到位于上海的《密勒氏远东评论》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批评，近卫被冠以激进分子的恶名。西园寺认为这篇文章轻率而带有挑衅性，在外交场合也欠妥，对于一
个即将随官方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成员来说，这样做不合时宜，西园寺表达了自己的不悦。但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及泛亚洲主义者孙
中山在上海邀请近卫共同进餐，两人在亚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近卫在巴黎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间秘密会议。他远远地观察着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观察着与会者的肤色构成。由于每个代表团
席位有限，近卫无法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设法通过拥有记者证旁听了会议，却在之后被西园寺斥责为有失尊严。近卫还因在公园里摘花而被
西园寺责备为“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更让西园寺感到震惊的是，他在无意中听见近卫轻率地调侃着如何与海关官员交谈来
摆脱麻烦。

对于近卫这名参议院（日本议会两院之一）新成员来说，此次行程为他开启了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使他得以获得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来
认识外交是如何运作的。当他离开代表团独自游历欧洲时，最令他着迷的是英格兰可爱的花园。他还访问了美国，但他的首次异域冒险最终并
没有改变他的根本信念，即一战后的各种协议是强加于战败方以维持现状的迦太基式和平。虽然日本是获胜方，但他认为日本人也是失败者。
他认为由于白人的歧视，日本将种族平等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宪章的努力才以失败告终。
在返回日本后不久，近卫出版了小册子，记录他西方之行的印象。他思索着日本如何能不用摇尾乞怜即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评论美
国因移民问题而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时，近卫写道：
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都厌恶有色人种。这是明摆的事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中。我个人在伦敦感受到的
种族压迫比巴黎更多，而这种压迫感最甚的地方还属纽约。

但就是在这个始终鄙视英美种族主义的男人的带领下，日本20年后与纳粹德国（这一所有欧洲政权中最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结为联盟，
这真是讽刺至极。
年轻的近卫继续探讨中国对美国公关的成功，哀叹日本在促进民族大业方面的相对失败。他阐述了中国旅美学生如何比日本学生更有效地
推销（并唤起美国学生同情）自己的国家。奇怪的是，近卫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日本高调反抗英美不公正待遇的亚洲伙伴。相反，他认为中国想
要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以赢得西方尊重和承认，是对日本具有威胁的对手。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超过日本，近卫倡议日本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归
根结底，近卫更多的是一名大日本主义者，而非亚洲民族主义者。与许多沙文主义者类似，近卫对伟大的追求往往伴随着深深的不安和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