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日本1941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夕，石原担心，蒋介石特有的民族主义自信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在西方日益得到认可已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问
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此后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动北伐，以期统一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
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与共产党闹翻，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发动屠杀，这导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发生短暂分裂，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正是汪
精卫。然而，尽管遭遇一系列挫折，北伐仍然在1928年全年继续推进。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与派来保卫日本国民的日军发生冲突。到
1931年，蒋介石已被成功塑造为整个中国的名义领导人，尽管他屡遭军阀盟友及共产党的挑战。日本确信，蒋介石正日益倚重与西方大国（尤
其是美国）的合作，并同时疏远日本，对日措辞强硬。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蒋介石在短时间内获得西方支持代表一种背叛，这与维持中国分裂以让所有大国从中受益的帝国主义长期策略背道
而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还高度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崛起。此时，苏联正开展“五年计划”以加强自身经济，同时又在紧邻日本北方的远东
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石原莞尔及其部下超越职权范围，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入侵。虽然他们的鲁莽行动让大多数日本领导人
感到意外，但也不排除行动策划者受到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别领导支持的可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伊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和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等官员希望控制事态。然而，在极端爱国主义媒体的煽动下，石原的冒险行为获得日本民众的
支持。公众被各种赞扬野战军勇气和弘扬国家自豪感的新闻报道所包围。主要的几家报纸彼此竞争，纷纷登载日本每一步战略行动的独家照
片，突然井喷的发行量让这些报纸获利颇丰。记者也被派往战区，发回一系列吸引眼球的报道，诸如“我国陆军英勇地从长春向吉林挺进”“帝国
陆军攻陷齐齐哈尔、伟大精神穿透云霄”等。

此时，这些报纸做出了一项影响力深远的政治选择：自我审查。尽管私下通过一些陆军军官得知，所谓中国精心策划的爆炸不过是个幌
子，但所有主流报纸都选择封锁这一消息。他们从未向读者透露这个虚假的借口，他们还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关东军的声明，不断炮制号
称“揭露‘满洲事变’真相”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还配有照片，展示了遭到毁坏的铁路路基，以及一个据称应为此事负责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实
际上，这名中国士兵是被日本人杀害后放置在铁路旁边的）。
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看似明确的民意支持，迫使若槻政府在9月24日勉强批准了军事行动。这样一种模式就被确定下来：极其被
动的政府同意军事入侵，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纵容这种侵略行为。由于无法控制军方，若槻于当年12月辞职，继任者是反对党党首犬养毅
（Inukai Tsuyoshi）。
到1932年2月，日军已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卫戍部队在没有获得正式许可的情况下即可占领中国部分地区，这释
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
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
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标志着迈向政治孤立的重要一步，即使很少有日本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东军扶持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于1932年3月1
日宣告成立，但国际谴责也随之而来。同年5月15日，一伙年轻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军校学员闯入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行刺者对犬养毅温
和的对华立场颇为不满，害怕他可能放弃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在国际联盟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都堪称这一国际组织的模范成员，但
日本却在1933年3月因“满洲国”问题宣布放弃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

不过，由于双方的现实利益，中日关系并未完全瘫痪。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始终在更加慎重、甚至友好的中国政策与军方压力下
形成的强硬政策之间摇摆。而蒋介石忙于在中国其他地区巩固自己的控制力，尤其忙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
产党进行战斗，他似乎也愿意暂时忽略“满洲国”这一棘手问题。毫无疑问，蒋介石竭力避免在中国北方与日本爆发重大冲突。关东军认识到这
是一个机会，它首先将日本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以西的热河省（这一地区1933年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进一步扩展至附近的河北和
察哈尔（今属内蒙古）地区。在中日两国1933年和1935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国民党接受了耻辱性条款，包括从华北部分地区撤出军事力
量、国民党组织撤出“满洲国”周边地区以及在河北东部和察哈尔建立亲日自治政府等。
在国内，日本社会努力从全球大萧条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而民众的忧虑与不安却日益加重。在这种惨淡氛围下，部分青年军官在
1936年2月6日发动了一场几近成功的政变，他们在投降前杀害了数位政府关键人物。此次刺杀行动的头号目标西园寺公爵逃过一劫。广田弘毅
（Hirota Koki）内阁于3月9日成立，但他得以就任首相是因为近卫文麿公爵由于身体原因婉拒了这一职位（近卫不愿意对同情反叛军官的势力
进行清洗，他本人希望与这些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后来他试图赦免这些遭起诉的军官，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广田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要求扩充军备为与中国、苏联及西方大国之间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制定了进军东南亚的计
划。中国立刻感受到日本的政策变化，这也是造成马可·波罗桥（卢沟桥）紧张气氛的原因。在没有事先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日军人数在1936
年增长至原来的3倍，达到将近6000人。

中国国内局势此时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的扩张愿望与蒋介石领导强大而统一中国的野心已无法继续共存。由于之前对日本不断妥协让
步，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宣传面前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共产党称蒋介石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不惜出卖中国同胞的国家叛徒，迫使蒋介石重
新思考与日本的协议。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年轻的张学良将军（被日本人刺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所劫持。张学
良想让蒋介石与共产党一道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为了维持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蒋介石决定，再也不能看起来对日软弱了。这意味着
他不能再与日军一样，将击败（中国或苏联的）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变化又进一步促使日本军方强硬派推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尤其在
中国北方），以维持日本现有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
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