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日本1941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1941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俄罗斯草原上寒风凛冽，日本外相却欣喜若狂。“红矢号”（Red Arrow）行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奢华的头
等车厢配备有会客厅和私人洗手间，车厢里的松冈洋右正沉浸在他最大的外交成就中。1941年4月13日，他刚刚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出于
好客，约瑟夫·斯大林没少招待他伏特加和鱼子酱。松冈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脸越来越红。
当松冈3月12日启程前往欧洲时，日本国内领导人心里都没底。此次行程的本来目的是庆祝《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但日本没有捞到什
么外交实惠。许多同僚抱怨，这位极度虚荣又浮夸的外相只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认为，松冈远道而来既无必要，又无价
值，日本外相的工作应该只是从东京总部指挥驻守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
松冈在柏林见到了希特勒，受到了隆重接待。日耳曼严格刻板的接待方式给松冈的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随他一起来访的有外务省官
员、军官和记者。柏林火车站所有站台都装点上了“卐”字旗和旭日旗。松冈的火车一抵达，迎接他的就是击鼓声和“希特勒万岁！松冈万
岁！”的欢呼声。松冈洋右打开车窗，向穿着整齐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做出回应，他抬起右臂行纳粹礼。这手势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就好像他
是经过多年训练、追求舞台效果的歌舞伎演员。只是，在这样的纳粹欢迎下，他泛红的脸颊暴露了内心的狂喜。松冈在罗马也受到墨索里尼和
教皇的热情接待，但意大利的接待与德国可不能比。
松冈认为，他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是给祖国带去的最好纪念品。这将加强《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四国谅解协议”（用他的话叫做“欧
亚大陆同盟”），与自由主义的英美联盟进行对峙。他早就构想过这一同盟关系。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
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
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

松冈喜欢惊世骇俗，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核心。如果说近卫是忧郁的哈姆雷特，那么松冈就是堂·吉诃德，患有严重的狂妄自大症。再次借
用日本戏剧术语打个比方，松冈是歌舞伎演员，他夸大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为了刺激观众的感官；而近卫是能剧演员，没有太多动作，把自
己的情绪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具后，留待他人来解读。

松冈戴着眼镜，留着胡子，中等个子，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对自己的极度
信任让他与众不同。最让他满足的事情就是连续数小时高谈自己的外交政策哲学，最好在一些酒精的刺激下。他珍惜每一次高谈阔论的机会，
只要对方愿意（或出于礼貌）聆听。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
与许多日本人不同，松冈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谦逊。1940年夏，他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想要成为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令近卫
印象深刻的是，松冈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推销，这种能力可以利用在谋求日本利益上。他认为，松冈是日本迫切需要的一种发言人。松冈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重组了外务省，这让他在外务省不受待见，但他本人也不在乎。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
快完成任务。但近卫很快认识到，松冈的过度神经质常常让他的手下忧心忡忡。有人猜测，他过于活跃因为吸食了可卡因，据传言，松冈在美
国学习期间接触了这种毒品。近卫文麿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甚至连首相职务都是送到他手上的，但松冈前行的每一
步都经过了奋斗。松冈洋右生于1880年，比近卫还早11年，出生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做海上贸易，曾一度很富有。由于
父亲投资失败欠下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松冈家的财产迅速消耗殆尽。所以松冈13岁时前往美国西海岸投奔一位做生意的亲戚。
在美国，松冈被美国家庭收养，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英文名叫弗兰克，是个有抱负的小孩。他一边
学习一边做各种零工，包括在餐厅打工，在农场帮忙，做过楼管、铁路工，甚至充当过牧师主持婚礼。不论多么辛苦，美国都是松冈洋右逃避
家庭贫困的避风港，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他渐渐爱上这里，尽管他受到严重的种族和社会歧视，这些赤裸裸、无可否认的歧视已成为他每天生
活的一部分。他也正是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一名循道宗信徒（他在临死前几小时皈依了天主教）。他在俄勒冈大学以班上第二名
的身份毕业，拿到法学学位，他还自学了日本法律。他不仅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还惊叹于他的扑克牌技巧，这无疑对他的外交生涯有所帮
助。
由于母亲病重，松冈洋右1902年回到日本。此时他已22岁，在美国度过了影响他一生的9年时光。虽然他担任外相后对美国咄咄逼人，但
他却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他50多岁时重返当年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故土时，在“美国母亲”伊莎贝尔·邓巴·贝弗里奇的墓地立碑种树，这位母亲
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引导他的循道宗教信仰。

1904年，年轻的松冈以优异成绩通过外务省考试（在进入考试的130人中只有7人通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这样的职业选择让他刚好
躲过日俄战争期间被征入军队服役。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任职，在俄国也短暂工作过。他后来总爱吹嘘自己在俄国被许多美女诱惑，但其实，
相比玩弄女人，他似乎更爱喝酒。

松冈善于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这绝对是多边会议上的宝贵技能，所以他在1919年作为日方发言人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正是在巴黎和会上
首次见到近卫文麿，见识到世界权力顶峰的样子。他不想只做一名官员，所以他在1921年41岁时离开外务省。他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满铁”），这是一家半私营企业，拥有许多分支，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他的事业如火如荼，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1930年，他
成功参选进入众议院，成为保守党立宪政友会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