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日本1941

感。

于是，近卫有意栽培长子文隆（Fumitaka）进入政界，将他送入一所名叫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的美国私立预科学校和普林斯顿大
学学习，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美国精英层中日本利益的实际支持者。近卫对那些质疑他把儿子送往美国的右翼朋友说，在国外更容易培养出
真正的日本精神，而日本国内的大学则常常将学生的日本精神损耗殆尽。他还表示，国外生活更容易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近卫将儿子送往美
国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他大多数同为贵族出身的助手和朋友都毕业于英美顶级名校。他们具备的社交与语言能力，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更大特
权世界的一分子。由于父亲早逝，近卫本人在成长阶段并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他很可能内心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近卫公开反对英美的立场。近卫对中国的态度也毫无疑问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钦佩中国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
义。
近卫热衷于宣称日本深受掠夺成性的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害。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一点都不新鲜，但他成功地在公开表达自己看法
的同时又不至显得过度激进和危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因此，日本国内外的评论家常常看不清近卫的真面目；由于他与西园寺公爵貌
似亲密的关系，近卫有时甚至被错误地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在西园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这位从前的门生在外交政策上的挑衅言论日益感到失望和忧虑。1937年春天，近卫在女儿婚礼前夜的化装
舞会上身着纳粹制服，以类似希特勒的形象示人。这无助于缓和他与西园寺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粗略来看，这不过是贵族阶级的消遣方式。
但这样做却让西园寺勃然大怒，于是，近卫在公开表达对纳粹主义的溢美之情方面有所收敛。然而，近卫后来的大多数政策仍然表现出对法西
斯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偏好，尤其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称颂的“欧洲新秩序”。这一理念认为，在一个广泛文明的复兴过程中，优等民族注定
要领导其他民族，这与近卫亚洲“应以日本为中心”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正是近卫1938年年底宣布意欲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原因。

但他此前政策带来的损害无法被轻易消除。近卫在1938年1月拒绝与蒋介石接触的表态惹恼了这位国民党领导人，阻断了两国未来通过外
交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西园寺私下对他的孙子说：
日本不得不把蒋介石作为合法的谈判对手……中日甲午战争谈判时的中方代表李鸿章同样在日本声名不佳，但他是当时的唯一人选。因
此，我们要接受现实，认清中国在谁的掌控之下，并与这个人进行谈判。
近卫对蒋介石缺乏耐心，所以他倾向于支持日本需要迅速击败中国的看法。
同时，在近卫任内，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久拖不决，日益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有效开展国内动员，日本政府于1937年秋设
立企划院，专门负责资源调配。这为《国家总动员法》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部法律最终于1938年4月生效。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该
法律赋予国家绝对权力以管控行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法律将日本的半战时经济彻底转变为战时经济，极大减少了原材料向市场
的流动，为最后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在微观层面上偏离了其初衷。作家永井荷风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善良的面包店店主因为给员工发奖金而被处
以巨额罚款。他哀叹道：“为什么有人会因付出太多而受到惩罚？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这件事充分表明，国家监控无孔不入，
人们很容易因为错误的原因遭受惩罚。
由于中日间的战争，日本中心权力的基本结构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后来证明，这种变化是极其重要的。1937年11月，近卫创立了政府与军
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国际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联络会议旨在帮助领导人克服政府与军方间的分歧，实现政策统一。联席会议在
第二次近卫内阁期间召开次数更为频繁，1941年7月前，会议地点一直在首相官邸；而在近卫第三次就任首相后，会议地点也挪到日本皇宫。
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
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
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近卫当权期间，国民党出现了另一个亲日政权。近卫支持这个由汪精卫领导的政权，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最大对手。与
强硬、务实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是一个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于1938年12月逃离国民党新首都重庆，经历诸多挫折（包括侥幸逃脱暗
杀）后，汪精卫政权最终于1940年春在南京宣告成立。促使汪精卫这一举动的既有爱国主义，也有狼子野心，而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谈
判伙伴。于是在1940年11月底，日本与德、意两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两个月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布承认汪精卫为中国新领导人。他或许
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承认汪精卫政权，毕竟他是近卫一手扶持的。但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时机却糟糕透顶。当时，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已名誉扫地
（而且，日本并未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交给汪精卫，而是继续保留了一系列附庸政权，包括“满洲国”、台湾、华北和内蒙古。这削弱了汪精卫
在中国的声望）。近卫再一次证明了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无能。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日军继续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但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就像是经典黑色喜剧《无止尽前行》（限りなき前進）中患
上妄想症的主人公。这部影片根据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编写的故事拍摄而成，并于1937年中日冲突爆发不久后放映。在影片中，52岁的
德丸（Tokumaru）在为公司效力大半辈子后遭到解雇。此前不久，德丸还以为会获得晋升，并开始建造一栋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房屋。现在，沮
丧将德丸推向崩溃边缘，他无法再分清妄想与现实，妄想着自己得到了提拔，开始以一位大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公司，这让他的家人和以前的同
事相当尴尬。就这样，德丸得以在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无止尽前行”。
日本的中国情结也在1941年影响了该国的政治选择。在日本的历史长河中，该国引入（常常通过朝鲜）并融合了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包
括文字、儒家思想以及佛教。日本历史上对中国心存敬畏，但作为地理位置孤立的岛国，日本社会也容易与中国保持距离感。但到19世纪40年
代，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威胁面前显露出彻头彻尾的无能与软弱。这个顷刻间走向衰败，沉溺于鸦片的国度不再是日本追寻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