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日本1941

更加理智，更具耐心，这场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

诚然，我们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控诉前人的罪行，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不去分析发动这场不负责任战争的原因和方式。相反，这一巨
大历史疑团迫切需要破解。经过时间的涤荡，彻底抛开情感影响后，人们才能更清晰地审视这段群情激奋的历史时期。
不幸的是，清晰审视历史事件并不容易，日本这一重大决定的背后有众多复杂而矛盾的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无论是
出于体制还是个人原因，都极力避免彼此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说话绕弯，让相关历史记录的解读变得尤为困难。对多数军方领导人而言，任何
软弱的迹象都是不能流露的，因此，即使他们对战争心存异议，也不可能公开而坚决地反对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
和场合下，时而支持开战，时而又加以反对。例如，一些人在政府与军方高层的联络会议上支持战争，又在私下避免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他人所
获悉。大家都期待其他人能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记录的缺乏也构成一个重大难题。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Sugiyama Hajime）保留的一份名为《杉山备忘录》的笔记集为了解日本高层
会议讨论的议题提供了宝贵线索。这些文件能够保存下来实属偶然，多亏一位下级官员的敏锐直觉，他确信这些文件具有历史价值，所以在战
争临近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命令将其销毁，而是将文件保存在自家地下室的铁皮油桶中。但这些备忘录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备忘录的记录方式
混乱，前后不一致。每次会议后，杉山元会向他的高级参谋通报会议内容，这主要依赖于他的笔记和记忆力，其中一位参谋负责记录杉山所讲
的内容。当然也不是每个词都记录了下来，记录本身也缺少必要描述，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会议室内的气氛，这更增添了日本重大决定是平白无
故做出的这种诡异感受。备忘录的语言时而生硬时而流畅，语言的正式程度也不尽相同，人们很难揣摩真正的语气，更不用说词语间的细微差
别。即使是准确无误的记录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些会议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的确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日本领导人在数次官方会议后，刻意作出与西方开战的决定。他们说服自己相信，
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侵略者，所以他们更多选择鲁莽而抛弃理性，不情愿却又颇具挑衅地将国家推向战争轨道。从东条英机12
月8日的讲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委屈”，即日本因为外部势力毫不讲情面才被迫卷入战争，包括美国的经济制裁、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刻
意误读，以及来自更广泛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领导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承受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不计代价地发动战争，要么为了
避免战争而将日本多年的战利品拱手让人。日本领导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极端处境正是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一手造成的。随着日本领导人
在外交上做出更多误判，他们开始讨论一场不切实际的战争，同时虚假地宣称自己为此已准备就绪，所以他们在国内外事务中已没有多少可选
项，日本就像卡在漏斗的底部一样。这些领导人一定认为，战争这个选项是打破束缚最快捷也最可靠的途径。悲哀的是，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
的后果。

他们为何没能预料到后果？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日本自身。不过，日本及其在1941年所处的环境倒的确是20世纪20
至30年代纷乱岁月的产物，那时整个世界都经历着重大变革。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野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人们尝试各种努
力，建立国际新秩序，防止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建立国际联盟、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1922年）、签署《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
约》，这些措施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事务的解决，使大小国家朝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但许多国家感觉自己被这一更加民主、高
度理想化的新秩序所欺骗。

典型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在领土扩张、实现国家荣耀、壮大军队、通过征服实现自给自足等帝国主义梦想的驱使下，德国发动了一战，
最后失败了，被解除了武装。德国将一战后一系列和平协议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主义运动视为战争胜利方企图削弱德国的阴谋，因此德国更加
渴望实现最初的野心，这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巧妙地逐步脱离国际联盟，重整军备，再度
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把矛头对准奥地利。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大国为了保住和平而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选择牺牲当时中欧唯一存在的民主
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西方国家认识到希特勒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并不断抬高价码时，一切为时已晚。到1940年年中，西欧大部分土地已尽数落
入纳粹入侵者手中。这样令人沮丧的经历势必会在1941年影响到西方对纳粹盟友日本的看法。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割让和临时统治权。一时间，许多日本人兴奋地拥护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也有人感
到不满。持异议者认为，在当时国际体系下“掌权”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私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阻止日本变得真正强大。20世
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不断萧条的经济让日本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抵制西方的观点甚嚣尘上。
当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从极右到极左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例如西班牙和法
国）。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把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并过度强调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其凌驾于现实世
界之上，进而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激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是日本大家庭仁慈的
首领。许多日本人声称，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对内军事化来实现完整。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实现过去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是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目标已不再可行。
中下级别的年轻军官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大声指责“掌权”国家在大萧条后结成经济
团体，对日本商品征收高关税，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展
现的经济和军事自信视为对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国内也有特定的敌人。西化的大资本家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团体
因支持自由民主而备受指责，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比如暗杀）的对象。虽然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
却成功营造出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
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所面临的许多或真实或假想的困难，其历史根源都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部世界敞开国门的时代。结束闭关
锁国、德川幕府倒台以及之后建立了现代日本，这一系列事件与世界权力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同时发生。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本性，以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