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四期

李孝迁/ “结构种魂”：曾c化《中国历史》研究

像》《南陵无双谱》、英国裕尔《马克波罗游记》、日本小川银次郎《西洋史要》《东洋史》等书,摘绘数
幅,藉助儿童兴味，似与凭空臆造者稍有区别”。①若以“真”作为衡量标准，曾氏所用插图多数不
合要求。然而，历史教科书作为国民教育的文本之一，其所承载的使命，不全在“真”，还有“善”和
“美”。若从接受角度看，将教科书所传达的抽象思想加以图视化，以便理解和传播，未尝没有意
义。曾氏仿日人教科书做法，编史大量采用插图,可谓近代中国“图像入史”之滥觞&

余论

曾氏《中国历史》虽取材于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不论体例、内容还是插图，都留下了浓
厚的日人教科书的印痕。但是，它不同于当时一般国史教科书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
的做法②，如1902年柳诒徵《历代史略》改编自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903年陈庆年《中国历史教
科书》以桑原M藏《东洋史要》为蓝本，1907年吕瑞廷、赵澈璧据市村瓒次郎、（川龟太郎合著《支
那史》，编译成《新体中国历史》，均为一时流行之作。编译东籍之风，至1908年或尚不衰，不然李
岳瑞不会仍批评彼时历史教材“取径东籍，乞灵翻译，取它人外国史学之资粮，为本国学子之模楷，
方柄圆凿，断弗适用”。③曾氏的历史叙事则与之不同，他精心整合丰富的日文本，再三致意种魂、
国魂，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主义，而他所凭借的那些日人教科书完全没有这种精神,他真正做到了
“发挥自己之理想”，克服了当时多数国史课本以“客观认作主位”，导致国民“不兴其历史之观念，
忘其祖国所自来”的弊端。④
为了更能说明曾鲍化《中国历史》的特点，可与夏曾佑、刘师培的历史教科书作一比较。作为
20世纪初年新史学理想的落实者，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具有某些共性:首先，为国民写国民的历史。
新史学之所以“新”的表征之一，即是改变传统史学以帝王、朝廷为中心，兼顾国民、国家、社会，不
仅在内容上提倡写民史,而且预设的读者是一般国民。他们都有写国民历史、为国民写史的自觉意
识，但在实践层面能落实到何种程度则是另一问题&其次，编史架构皆受东籍的影响。不仅曾书，
其实夏、刘二书同样受日本教科书的影响，虽不及曾氏大规模编译东籍，但就编史体例乃至内容来
说，皆有参考东籍的痕迹。其三，新词入史。如果说曾书大量取用西学词汇书写历史，未必有充分
的自觉，那么夏、刘二书属于一家言，“每以新译名词，用之史籍之内”，则是主动为之。三人所编之
国史,取中国之史实,而多用西学的概念、词汇解释之，此种建构国史取向成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沛
然莫之能御的潮流，个中得失迄今未有定论，值得深入思考。
与夏、刘二氏作品相比，曾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一,编史架构代表了辛亥前十年国史改造的主
流。曾、夏、刘三人教科书虽都受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影响，但曾书吸收最彻底，同时代人之所以
推崇曾书多在乎他的体例。当时编写国史教科书多仿曾书，而不是夏、刘二者，甚至刘氏也参考了
曾书。因为曾氏所提供的编史架构易于操作,后来者只要根据这个框架像用填空的方式将经史书
籍相关内容填补进去就能完成国史。其二，它是编译性质的文本。夏、刘二书是一家言的作品，而
曾书虽有编辑选材的成分，但就作品整体而言，编译成分占主要,不能说是原创。不过，正因为曾书
是编译作品，也就有了夏、刘二书所不具备的功能，即借助曾书在中国的传布，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各

① 姚祖义：《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编8大t ”，蔺务印［馆1906年版（第6版），第1页。
② 《新［介绍：〈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东方杂志》第1卷第1 <,1904年3月11日，第256页
③ 李+瑞：《国史读E》，"序”，上海广智［局1908年版，第1页。
④ 丁宝［:《蒙学TSWXY科书》，“编8大t”，FV ［局190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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