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近代史研究》2021第三期

齐小林 ／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
另外，也存在无限制使用电台的现象。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周士第在冀中区参谋会议上称：“ 司令部

电台对通报不注意，有时几十里路甚至十里八里的路不用传骑，而用电台联络。” ① １９４１ 年军委三
局在总结工作时认为：“由于批发电报的同志，对于联络对象可能作报时间与最高限度的收发字数
未有一定的估计，致电报无限度的送往电台，造成累月积压现象。”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华中局在检讨通
②
信工作时称：“电报太多太长，事无大小不分机要与普通乱发电报。” ③
（三）机要和报务两个系统配合失误，影响信息传输的现象时有发生。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时值
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强调：师部一八〇分队许多指示、通报不能即时发出，使下层亦不能按时执

行，以致影响战斗进展。 ④ 具体言之，一八〇分队把前方指挥所关于战役再延长一周的作战命令延
误了 ５ 天，没有译发。 ⑤ １９４０ 年底，国共关系恶化，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反复交换处置意见时，中
央军委发给新四军军部两份万分火急的电报，因机要和通信部门配合失误被延误。 ⑥
以上种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无线通信的安全和效率，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制度意
识淡薄。 因此，严格维护和执行各项制度，成为中共无线通信系统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上，中共中
央始终重视各项制度的执行。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八路军总部将各种制度简化为几项具体办法，要求各
兵团首长及译电员切实执行，如有不注意而发生问题，须由政治委员绝对负政治上的责任。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中央军委再次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将中央军委颁发之机要规则重新研究深刻理解。” ⑦ 但是，
至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中央军委仍发现：“前年总部虽颁有详细工作条例，但由于交通远隔，至今尚有地区
未能送达。” ⑧
会议、检查、巡视、报告，是推动和巩固制度的重要手段。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八路军总部制定工作
计划时强调：“建立工作制度，严肃纪律与规则。 分队一月间向区队报告工作一次，区队每两月向
中队报告一次，大中队向集总三科半年报告一次。 经常检讨与总结工作中之经验教训与缺点，以开
展将来之工作。 这项工作过去很差，亦是工作不能开展原因之一。”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新四军为加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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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提出：“ 建立书面报告制度，今后规定师对军每三个月作一次书面报告，旅对师每个月一
次，团对旅每半月一次，特殊情形例外；上面接到下面报告后，应适当给予具体指示，不得拖延不理；
建立会议制度，各师每年召开一次全师机要工作总结会议，各旅每三个月召集各团机要人员会议一
次，全军机要工作会议则临时通知。 建立巡视制度，师到旅每半年一次，旅到团每个月一次，军与师

原则上用电报指导，如有必要时则临时决定。”
建立纠察台，是中共维护通信制度的重要手段。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毛泽东在通信工作指示中称，要

有专台起着纠察自己电台的作用。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军委三局设立纠察台。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八路军颁

① 《周士第在八路军冀中区参谋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９ 年 ７ 月），《通信兵·文献》上，第 ８５３ 页。
② 《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三局一处一九四一年工作的总结》（１９４２ 年 １ 月），《通信兵·文献》上，第 １２１８ 页。
③ 《华中局关于电讯工作的决定》（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历史资料选编》第 ２ 辑，第 ２６ 页。
④ 《第一二九师关于改善电台通信的命令》（１９４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９７２ 页。
⑤ 林桂森：《回忆百团大战中机要工作的一些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一二九师分册），１９９５ 年印
行，第 ２５２—２５３ 页；《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综合册），第 ３３ 页。
⑥ 《军委三局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第 ２５ 页。
⑦ 《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综合册），第 ２８、３０ 页。
⑧ 《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重申电台工作纪律的通知》（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１０９３ 页。
⑨ 《彭德怀、左权、海凤阁关于一九四二年度通信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１１３６ 页。
童士杰：《六年来的机要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新四军分

册），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毛泽东关于加强无线电通信工作的训令》（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７５５ 页。

《军委三局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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