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近代史研究》2021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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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小林 /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
另外,也存在无限制使用电台的现象。 1939 年 7 月,周士第在冀中区参谋会议上称:“ 司令部
电台对通报不注意,有时几十里路甚至十里八里的路不用传骑,而用电台联络。” ① 1941 年军委三
局在总结工作时认为:“由于批发电报的同志,对于联络对象可能作报时间与最高限度的收发字数
未有一定的估计,致电报无限度的送往电台,造成累月积压现象。” 1943 年 5 月,华中局在检讨通
②
信工作时称:“电报太多太长,事无大小不分机要与普通乱发电报。” ③
(三)机要和报务两个系统配合失误,影响信息传输的现象时有发生。 1940 年 8 月 27 日,时值
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强调:师部一八〇分队许多指示、通报不能即时发出,使下层亦不能按时执
行,以致影响战斗进展。 ④ 具体言之,一八〇分队把前方指挥所关于战役再延长一周的作战命令延
误了 5 天,没有译发。 ⑤ 1940 年底,国共关系恶化,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反复交换处置意见时,中
央军委发给新四军军部两份万分火急的电报,因机要和通信部门配合失误被延误。 ⑥
以上种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无线通信的安全和效率,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制度意
识淡薄。 因此,严格维护和执行各项制度,成为中共无线通信系统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上,中共中
央始终重视各项制度的执行。 1939 年 10 月,八路军总部将各种制度简化为几项具体办法,要求各
兵团首长及译电员切实执行,如有不注意而发生问题,须由政治委员绝对负政治上的责任。 1941 年
1 月,中央军委再次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将中央军委颁发之机要规则重新研究深刻理解。” ⑦ 但是,
至 1941 年 7 月,中央军委仍发现:“前年总部虽颁有详细工作条例,但由于交通远隔,至今尚有地区
未能送达。” ⑧
会议、检查、巡视、报告,是推动和巩固制度的重要手段。 1941 年 12 月,八路军总部制定工作
计划时强调:“建立工作制度,严肃纪律与规则。 分队一月间向区队报告工作一次,区队每两月向
中队报告一次,大中队向集总三科半年报告一次。 经常检讨与总结工作中之经验教训与缺点,以开
展将来之工作。 这项工作过去很差,亦是工作不能开展原因之一。” 1942 年 8 月,新四军为加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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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提出:“ 建立书面报告制度,今后规定师对军每三个月作一次书面报告,旅对师每个月一
次,团对旅每半月一次,特殊情形例外;上面接到下面报告后,应适当给予具体指示,不得拖延不理;
建立会议制度,各师每年召开一次全师机要工作总结会议,各旅每三个月召集各团机要人员会议一
次,全军机要工作会议则临时通知。 建立巡视制度,师到旅每半年一次,旅到团每个月一次,军与师
原则上用电报指导,如有必要时则临时决定。”
建立纠察台,是中共维护通信制度的重要手段。 1938 年 1 月,毛泽东在通信工作指示中称,要
有专台起着纠察自己电台的作用。 1939 年 1 月,军委三局设立纠察台。 1939 年 3 月,八路军颁
① 《周士第在八路军冀中区参谋会议上的报告》(1939 年 7 月),《通信兵·文献》上,第 853 页。
② 《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三局一处一九四一年工作的总结》(1942 年 1 月),《通信兵·文献》上,第 1218 页。
③ 《华中局关于电讯工作的决定》(1943 年 5 月 11 日),《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历史资料选编》第 2 辑,第 26 页。
④ 《第一二九师关于改善电台通信的命令》(1940 年 8 月 27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972 页。
⑤ 林桂森:《回忆百团大战中机要工作的一些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一二九师分册),1995 年印
行,第 252—253 页;《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综合册),第 33 页。
⑥ 《军委三局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第 25 页。
⑦ 《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综合册),第 28、30 页。
⑧ 《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重申电台工作纪律的通知》(1941 年 7 月 20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1093 页。
⑨ 《彭德怀、左权、海凤阁关于一九四二年度通信工作的指示》(1941 年 12 月 29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1136 页。
童士杰:《六年来的机要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1942 年 8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资料简编》(新四军分
册),第 109—110 页。
《毛泽东关于加强无线电通信工作的训令》(1938 年 1 月 16 日),《通信兵·文献》上,第 755 页。
《军委三局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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