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四期

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笔谈

的一个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过渡性。 这种过渡性包含两层含义：（一） 它是非常态，没有
比较稳固、系统的社会体系，社会平面显得颇为脆弱；（二）它又是“变态”，充满了各种变数和不确
定因素，危机四伏，面临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选择。 近代中国百年，外战内战不断，外战是对国
家实力的检验，内战则是民族分裂的表现，巨大的战争耗损将国家推向深重的灾难之中，战争是这
个历史阶段的常态，近代中外战争的规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与战争并连发生

的是运动，如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运动，
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辛亥革命，欧战后的五四运动……运动对国家则有正负两面的效应。 战争与运
动这两大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整个社会剧烈动荡。 如何处理这种非常态社会状态的历史问题，对
于中国近代史学者来说是一大挑战。 在革命史范式内，这些非常态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革命衍生
的正当性理由。 而在现代化范式里，它们又可能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瓶颈。 新时期中国现代化
事业的成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的安定环境，这种新的常态使人们易对近代的非常态社会
状况产生隔膜之感或异样之感。 但我们有幸走过的这 40 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是绝无仅有的，全
球新冠疫情的大暴发将重新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我们也许又须以新的历史眼光重新审视近代中

国走过的艰难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三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
始终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中国近代的新生事物与外来影响息息相关。 在近代中国的关键时刻，
中西矛盾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如此密切。 实际上，这不过是近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趋势之延续和强化而已。 因此，站在全
球史的制高点上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学者的新的立足点。
革命史范式指称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根本矛盾，现代化范式所要解决
的中西文明冲突，都以不同形式表现了中西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特殊重要性。 即使在今天中国实力
有了极大提升的情况下，中西关系仍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和向前向外发展面临的瓶颈。 因此，
当我们站在全球史的高度审视中国近代史时，对中西关系所占的分量要有充分的估衡。 李鸿章当
年哀叹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比较典型地说明了中西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
①
化这一情形初始的险恶性。 “与魔鬼打交道”或“与狼共舞”的剧情伴随整个近代中国。 因此，对近
代中西关系的细节，我们仍需花大力气加以研究。 我个人认为，中西关系史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
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 实际上，中西关系史恐怕还不能当作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或一个方面来
处理，应视为渗透到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一个关键因素或重要关系来看待，才比
较恰当。
总之，当下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新冠大疫情给中国近代史研究带来的冲击，对原有的中国近
代史学科体系必然提出挑战，随之可能出现各种新的变化。 对历史学研究来说，挑战即是机遇。 可
以推断，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大世变势将对世界秩序重组和学术研究进步产生新的巨大助力，历史
学研究这门古老而常新的学科由此也将在这场疫难中迎来自己发展的新的契机。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1874 年 12 月 10 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6 册，“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9—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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