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四期

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笔谈

要求纠偏。 ①
从发展的眼光和构建学科体系的要求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过于局限
中国近代史时限内部的问题研究，很少顾及打通近代与古代、近代与当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壁
垒。 中国历史的所谓古代、近代、当代分期，将从事不同阶段研究的学者分割开来，长期以来大家
习惯于画地为牢的历史分期，局促于在自己的专攻领地耕耘，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上不通古代，下
不管当代，这种缺乏前后联系的孤立研究，无形之中截断了历史的连续性。 然而，中国历史的最

大特点是它的连续性，中国近代史不过是中国历史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上承明清，下引当代，
是漫长的历史的中段。 近代并非传统的中断。 研究中国近代政治，行政权力的分割、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边疆少数民族治理这些自古即存的问题在近代不仅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继续存
在，因而探究中国近代政治中的传统渊源或传统因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 研究晚清民
国学术，溯源穷流，自然要对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作相应的追溯研究，如果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的根
柢，缺乏经学的素养，近代学术史的“内史”研究就很难走向深入。 研究近代中西关系，如不拉长
历史的镜头，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向东方殖民扩张所产生的东西贸易、耶儒矛盾、中西冲突
有通透的了解，就很难把握中西方冲突的大历史背景。 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如果过于拘谨，与现实
保持距离，缺乏应有的现实关怀，就很难在当代中国有所作为。 近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本来密不
可分，研究晚清以来的对外战争，如对 18 世纪以来的中西关系和世界经济的大分流趋势缺乏全
面的关照，对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很少结合欧美各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就很难真正理
解、把握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遗憾的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缺乏与世界史学者对话与交流，我
们的分析框架仍常常滞留在中国与世界、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分析架构之中，欠缺将近代中国置于
全球史视野之中的自觉。 中国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在自身的框架内循环，是一种比较孤立、缺乏
全球史眼光的学术研究。
二是缺乏理论自觉，理论意识淡化，更遑论理论创新。 在革命史话语支配下的中国近代史研
究比较注重整体研究。 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强调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文献整理。 从细化、深
入、专精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大家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注重具体问题研究，这就使得诸多中国近代史的个案研究失去体系的支撑。 如果不将具体的个
案研究连缀起一根链条或一个系统，任其支离破碎，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现今大家不满意的碎片
化状态。 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在具体操作层面，现在出版的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
常常是由一些内在联系不够紧密的论文拼凑合成，章节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实在够不上专著的
资格。 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一文中评及章太炎时说：“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
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 他的《国故论衡》 《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 这五十年中著
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
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 的书，如《 文心雕龙》 《 史通》 《 文史通义》 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
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 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 他的古文学工
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胡
②
适强调“精心结构”与“成一家言”，这应是“著作”的应有之义。 以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现有的学
术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其中不乏半成品或未成品，还够不上“著作”的资格。 现有的问题意识多为
运用外来的西方理论萌发或捕捉的中国问题，很少从中国自身社会历史总结出新的带有本土色

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5 期。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3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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