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四期

2022 年第 4 期

启发性。 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固然要坚守中国中心立场，以中国化、本土化为根本取向，但
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脱离西方，无视西方思想和话语的巨大影响。 在近代，西力入侵和西学东渐虽带
有侵略性和强制性，但相较于传统中华农业文明而言，彼时之西学毕竟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体
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因此，向西方学习，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名词、概念、思想和话语，在很长一
段时间是不可避免的，且已成为朝野的共识。 如梁启超所言：“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
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 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 但是，学习和借鉴西
①
方，又并非意味着全盘西化，因为，首先当西方冲击中国之时，中国不仅已有几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
传统，而且传统本身也在变化之中，中国人毕竟还是中国人，中国社会毕竟还是中国社会；其次，中
国接受西方什么，不接受什么，以及取舍选择的标准，均受到既有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制约。 因
此，中国近代话语体系的形成，既要“鉴诸国”，也要“法后王”，系以中国文化为基盘，选择性接受并
消化西学及其表达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 ② 会通中西、融通古今遂
成为建构中国近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其次，不容忽视的是近代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 金观涛、刘青峰曾从观念史意义
上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区分为三个阶段：儒学式公共空间形成之前的阶段（明末清初至 1895 年）、
建立民族国家阶段（1895—1915 年）、学习西方失败后的社会重构阶段（1915 年至今）。 与之对应
的是社会思想演变亦分成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 ③ 尽管如此划分是否恰当还可以再讨论，但
这对探讨如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来建构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却颇具启发性。
简言之，建构中国近代史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突破 110 年（1840—1949）的界
限，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和更长的时段中来观察和思考。 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明清之际，尤其要重视明
清之际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变迁；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 1949 年之后，因为还存在一个从旧中国转变
为新中国的历史过渡期。 为此，结合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内在关联及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国近代学
术话语体系构建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一）明清以来本土话语自我变迁为主的“近世”时期（16 世纪
至 19 世纪中期）；（二）1895—1919 年学习西方思想和话语的高潮时期；（三）1919—1949 年在学习
西方基础上本土话语全面重构时期；（四）1949—1950 年新旧话语转换过渡期。 其间，从话语叙事
转换的视角，又大致包括自明清以来的“近世” 话语叙事（以经世思想为代表）、自 1840 年以来的
“近代”话语叙事、自 1919 年以来的“现代”话语叙事，以及 1949 年以来的“当代”话语叙事。 而众
多研究范式，如较普遍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史”范式、“民族复兴史”范式、“社会主义史”范式
等，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阶段性主流话语范式。 所有同近代中国相关词语、概念、观念的整合，皆可融
入这个更大的话语体系框架中来考虑和建构。
总之，就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而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 的建设，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其中，学科体系建设是基础，学术体系建设是核心，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 之
所以认为话语体系建设是前提，乃是因为学科体系的宏伟大厦和自成一格的学术体系，都必须建立
在能够自洽的话语体系基础之上，必须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和传播。 如恩格斯所言：“一门
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术语革命是实现学术理论革命的前
④
提，但术语革命本身并不仅仅是新术语、新概念的发明和移植，更重要的是，必须借助于相应的理论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② 参见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0 页。
③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 97 页。
④ 恩格斯：《英文版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 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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