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四期

2022 年第 4 期

化”则更多体现的是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渐变”，一种在传统中的“自身之变”。 中国近代历史
的走向，应是近代突变与近世渐变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越是近代早期，内在渐变的影响和制
导作用则愈加明显。 ①
因此，追寻中国近代历史，建构近代史话语体系，必须仔细重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化”与明清
以来“近世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既要关注“近代之变”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忽略更长时段的“近世
之变”的持续影响。 换言之，西方影响并非导致中国近代变局的唯一因素，许多从西方或日本引入
的词语和概念，如果脱离了明清以来“近世化”渐变过程的制导，我们便很难理解其起源及真实的
内涵。 譬如，“经济”“实业” “实学” “实务” “商务” “通商” “重商” “富强” “利权” “财务” “财富”
“资本”“民主”“民生”“自治”“权利”“格致”“科学”“物质”“博物”“制造”等概念，其内涵和外延
均深受明清经世实学思想的影响，是士大夫经世事业在近代的延伸与扩展。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在选择和创制这些词语、概念时，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制于其内在的儒学价值观，其源头又可上溯
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
二、 空间维度上的“天下”“万国”与“世界”
“近世”“近代”一旦与“化”相挂钩，便摆脱了单纯“朝”和“代”的时间局限，于历史时间之外
同时具备了历史空间意涵。 1901 年，梁启超曾借用西方史学分期方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
大的时期：“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 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
清代乾隆之末年。 是为亚洲之中国”；“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 是为世界之中
国”。 ② 此说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打破了王朝更迭的传统史观，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界定中国
历史。
考虑到梁启超当时所言的“ 近世” ，实为“ 近代” ，因此，他所指出的这种时空结合意义上
的历史“ 中国” 的区分，揭示的乃是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 天下” 观念的差异。 在古代中国（ 包
括近世） ，一般人心目中只有“ 天下” 的观念，而没有“ 世界” 的概念。 茫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
的中心，又是“ 天下” 的共主。 中国不仅通过“ 华夷之辨” “ 用夏变夷” 确立了华夏与周边少数
民族的关系，而且通过“ 朝贡贸易” 体系确立了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 即便是在已进入“ 近
世” 的明代中期至乾隆朝，虽已有少数西洋人（ 如葡萄牙人） 东来，但就整体而言，中国人的
“ 天下” 视野仍局限于“ 中国” 自身及周边的亚洲属国，只有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被迫纳
入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之中，开始了从“ 天下” 到“ 万国” 乃至“ 世界” 的转变，成为“ 世界之
中国” 。
正如许多论者业已指出的那样，晚清从“天下” 观到“万国” 观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世界空间
意识的改变。 通过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及林则徐、魏源、徐继 等人编写的地理图书，人们才逐渐
具有了“地球”的概念，知道中国并非大地的中心，而只是无数国家之中的一国，“盖今之天下，乃
地球合一之天下”。 ③ 其次，“国际秩序” 的概念逐渐取代了“ 华夷秩序” 概念。 正是在派遣驻外
使节，出洋经商、留学，以及参与世界博览会（时称“万国赛会”） 的过程中，中国方逐步明晰由主
权国家构成的近代“国际秩序”，以及中外交涉（ 邦交） 的基本规则。 中国不仅只是国际大家庭
中的一员，而且在弱肉强食的“殖民—帝国”体系中，还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那种自诩为“ 华夏中

① 有关刘广京、余英时等对近世“渐变”的论述，参见马敏《“放宽中国近代史的视野”———评介〈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
《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9—320 页。
③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14 页。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