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四期

2022 年第 4 期

“新革命史”范式。 崔志海在《历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刊文《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
讨》，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在此不加赘述。
从理论方法看，从原来以马列经典作家的历史诠释为主，发展到运用与借鉴欧美汉学研究的新
理论（如中国中心观）和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方法、计量史学方

法）并存的局面。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过去单一的革命话语逐渐转换为丰
富、多面、多维的话语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
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抗日战
争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不同此前的新观点、新看法。 一般来说，这些新观点、新
发现主要是基于还原历史的客观原则和现代化叙事的启蒙取向而提出，它们使用的术语范畴、表达

方式和行文风格对过去的革命话语都有新的改进。
不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拓展也许还不是上述的“软件”改进，而是表现在新的文献材料
的“硬件”发掘。 改革开放前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整理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近 40 年来，中国近代史文献史料可以说获得了大规模的拓展，从档案史
料的发掘，到域外史料的引进；从历史人物文集、书牍、日记的整理，到各种单位机构的史料汇编；从
地方史志文献的编辑，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续编。 中国近代史文献整理、汇编的工作可谓
遍地开花，硕果累累，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打下了牢固的文献基础。
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来自内在的解放思想和现代化改革的推动这一驱动力，还与外来学术的
输入、译介和影响密切相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以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的
《编译丛刊》为标志，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大量译介出版，这些译著的引进对重建中国近代史
学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国内学术界与海外学者的交流、互访日益增多，吸收海外学术成果逐渐
成为新风尚，国际汉学研究引人注目地迅捷发展。 国内学者放宽自己的视野，在课题设置、研究方
法上都不同程度借鉴外来的成果，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必须参考的文献，中国近代史
研究内外壁垒分明的局面被打通，外部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向前发展的新的动力资源。 无可
讳言，海外汉学的优长主要表现在其宏阔的世界视野、异域外文材料的运用和其深植的社会科学传
统。 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海外汉学不仅可以参考借鉴、启迪灵感，还可以相互补充、弥补弱项。
在新时期频繁的双向交流中，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
主义与“冲击—反应” 范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形成新的对照。 中国近代史研究显现出多维的价值
取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日益繁丰、细密、复杂。 新世纪以来，随着学位制度在高等教育的全面
推展和制度化，学术人才的培养逐渐层次清晰、进阶分明；随着从国家到地方各种层级的社会科
学基金评审和评奖机制的建立及日益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化倾向日益加强。 学术
研究基本上都在体制化的框架内或者按照体制化的要求运行。 与其他学科一样，中国近代史研
究呈现项目化、规范化、常规化的状态。 与 20 年前相比，现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模和成果产量

可以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由此也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碎片化”的样态，
学者们陷入个案研究而难以自拔，具体细化、以小见大的专业精致主义无形之中成为大家崇尚的

取向，宏大历史叙事被人们摒弃，这样中国近代史各个分支、各个区域细微枝节的研究得以强化，
“学科性学术”的倾向由此也得以加强。 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个性化的表现中逐渐显得支离破碎，
为此《近代史研究》曾组织讨论，对学术共同体这种碎片化和“失范” 状态，人们一度感到忧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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