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四期

2022 年第 4 期

彩的理论。 历史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单纯描述研究的层面，鲜少上升到理论建构或话语建设的层
面。 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新见迭出，但真正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博大精深，并且呈现概念化、系统

化的成果可以说甚少有之。
一般来说，任何理论都有其依存的理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其内在的限制，只能是“片面的深
刻”。 革命史理论可能这样，现代化理论也不例外。 同样，研究范式也是如此，革命史范式有其阐
释中国革命史发展规律的功用，现代化范式有其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 但中国近代史并
不能单纯为革命史所完全概括，在革命运动之外还保有大量传统的因素；同样，现代化范式也不能
全面概括中国近代史，近代社会并不成其为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单纯采用革命史范

式或现代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史都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这是我们在运用这些范式时面临的困窘。
正因为如此，近年才会出现为克服这一困窘的“新革命史”范式的讨论。 依愚陋见，我们与其延续
传统的思维惯性，不如探寻新的综合。 中国近代史既是突破传统、吐故纳新、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
革的大时代，又是大力吸收外来新生事物，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转型时代。 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
既存在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一面，又有被迫接受其影响的另一面。 近代中国内存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探究。 对运用任何范式可能带来的限制和偏向，我们应存有
警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步，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这次全球性新冠疫
情的大暴发，以及随之可能出现的世界秩序重组，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势必产生新的冲击。
一是过去一些比较边缘的历史问题将走向中心。 如灾害史、环境史、海洋史、气候史、医疗史
（特别是公共卫生史、防疫史）、移民史、华工史，这些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以往研究得很不
够，投入的人力、经费都相对有限，在历史研究中所占的分量也颇为有限，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中也相对边缘。 经此疫变，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将为社会急需，学术界对它们的关注度也会
大大提升，国家将加大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它们势必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边缘的历史
问题可能逐渐移向中心，甚至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 学术研究中的所谓“中心”与“边缘”之定位，其实都是与时代的需
要和某一时期特定的学术氛围联系在一起。 最近人们在讨论中国学术现状时，提出“ 学科性学
术”与“问题性学术”的辨析问题，重新反思“学科性学术” 的精致专业主义倾向所带来的种种限
制，要求回到“问题性学术”，凸显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与时代意义。 这是学术界的新的转向。 如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清理，“学科性学术” 是对过去那种比较粗糙、缺乏规范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提
升；而现在呼唤“问题性学术”又是对“躲进书斋成一统”，罔顾现实关怀的精致专业主义的不满。
现实的中国夹处在现代化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之中，因此在现代化范式之外，越来越多的后现代
问题将困扰着人们，这些问题的起源往往可上溯到近代，甚至更早，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去那种条
块分割的结构势必受到这些新的问题的冲击，“问题性学术” 势必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动力
资源。
二是非常态社会情形的研究将成为“常态”问题，如社会动荡、军事战争、区域矛盾、国家冲突
这些非常态的变化，常常对固有的社会秩序形成不确定的冲击，它们是历史研究中的“暗角”。 中
国近代本身就是一个转型过程，它是一个历史过渡，并不是常态社会，这个时期存在的诸多问题都
带有非常态的性质。 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大转型的时代，从近代以来开启的转型过程迄今尚没有完
成。 因此，如何认识“世变”、如何应对“世变”这个近代以来就摆在人们面前的突出问题并没有丝
毫缓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则在今天又有了新的表现。 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在不确
定的、不利的变化中存活下来、持续发展，过去是、现在是、在可见的将来还是人们必须面对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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