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犯罪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美国庇护下逃脱了应有的
法律制裁。 他们几乎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反而成为日本高等院校、医药企业和医院的所谓“学术
权威”和“领导者”。 将人体实验置于“史实与证据”“战争与医学”和“纽伦堡法则”三重视野下，有

助于深入考察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
（一）史实与证据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长期以来，囿于原始资料的缺失，中日学界对人体实验历史的调查，多依赖加害方口述证言及
论文中隐藏的数据信息，难以形成严密的逻辑链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题研究的高度、广度和深
度。 因此，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何以证明？ 要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历史资料的调查、梳理及考辨，综合比对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和遗址遗物，深

入研究人体实验实施的主体、方式、过程、结果及影响，从而提升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有细菌感染实验、病毒感染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测试和活体解剖等多种
类型。 《费尔报告》真实地记述了七三一部队通过炭疽、鼻疽、鼠疫、伤寒、痢疾、霍乱等多种微生物
感染受试者的历史事实。 《希尔报告》 较《费尔报告》 记载的范围更广，共记述了结核、破伤风、冻
伤、流行性出血热等 34 种人体实验类型。 在实物证据方面，现存七三一部队遗址有冻伤实验室、结
核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和特设监狱。 在细菌实验室遗址范围内还出土了大量七三一部队遗留下来
的手术刀、止血钳、血清瓶等医疗器具。 证人证词方面，有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 12 名战犯于 1949
年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Khabarovsk Trial）上的供词，以及七三一部队原成员篠塚良雄、大川福
松、胡桃泽正邦等人在战后采访中的证词。 将美国档案、日本档案、遗址遗物、供词证言等多方史证
立体结合起来，可形成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犯罪的完整证据链条。
（二）战争与医学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日本军事医学研究肇始于 1886 年设立的陆军军医学校。 该校作为对外军事作战的“附属医
疗”机构，相继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战争。 陆军
军医学校与日本对外侵略如影相随，军事医学研究也大规模应用到了战地医疗。 随着日本对华作
战连续得逞，军事医学相关机构也快速向中国内地渗透，相继建立了同仁会、“满洲”医科大学、伪
满大陆科学院和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①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的军事医学研究在目标上侧重战时卫生和防疫应用，在实验设计和研究
方法上与人体实验的关联并不十分紧密。 直到 1933 年七三一部队组建，人体实验才逐步成为战时
日本军事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从七三一部队科目齐全的机构设置、配套完备的实验设施、众多
的高学历人员配置、数额巨大的经费保障和充分供应的受试者数量中即可看出端倪。 特别是，从
1938 年到 1940 年，侵华日军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日占地区相继设立“陆军防疫机关”，如关
东军防疫给水部、华北防疫给水部、华中防疫给水部、华南防疫给水部等，七三一部队在其中均扮演
核心角色。 而 1940 年哈尔滨平房特别军事区域人体实验基地的建成则标志着七三一部队全面并
入日本的总体战轨道。 可以说，人体实验既是战时日本军方和医学界共同的犯罪行径，也是日本医

学史上难以遮掩的可耻污点。
（三）“纽伦堡法则”视野下的人体实验
1947 年 8 月，美国主导的纽伦堡后续审判第一军事法庭（Military Tribunal Ⅰ）对 16 名纳粹医
生分别裁定死刑、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 在纽伦堡法庭上，控方首席医学专家安德鲁·艾维
（Andrew Ivy）向法庭提交了备忘录《可获准的医学实验》 （Permissible Medical Experiments），其中包

① 参见王玉芹：《日本对中国东北医疗卫生殖民统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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