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展，即是例证。 中共河南党组织在日军入侵之前发展培训了大量武装力量和干部，最终能转化成实
际效用，也是因为有新四军可以依托。 改编民间武装是中共发展武装的捷径，其间正规军的作用更加
突出。 １９３８ 年初，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领 ５００ 多名八路军进入冀南，迅速对其他民间武装
形成威慑和虹吸效应。 正规军不仅可以培植武装力量，也是游击队伍中的基干部队。 此外，根据地是

发展敌后游击战必不可少的要素，指望刚刚着手建设的群众性游击队并不现实，以正规军分散投入，
发动游击战、创建根据地几乎不可避免。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正规军都是敌后游击战的核心力量。 ①
缺乏正规军这一先天不足，对华南敌后游击战的影响亦甚明显。 １９３８ 年底，刚刚创建的东莞、
惠阳抗日游击队面对日军的“扫荡”，表现极其慌乱，几乎全部垮掉，逃往香港。 和全国很多省份一
样，广东也是民风彪悍、民间武装泛滥、武装团体众多。 南海吴勤部共有万余人，曾主动要求中共广
东党组织提供帮助。 然而，党组织最初派遣党政干部刘向东、严奎荣前往开展工作，二人按照书斋

套路行事，没有收到实效。 ② 但若有实力更强的正规军的震慑，辅以党政工作，将吴部整体加以改
造，似非难事。 张文彬尝试把曾生部当作军士教导队开办，但该部难以真正起到基干部队的作用。
琼崖抗日游击队虽以土地革命时期存留下来的少数红军做底子，但与正规军相距甚远，缺陷颇多，
尤其是长期没有建立政权的观念，在经费上依赖国民党当局发饷，处境一度极为被动。 ③ 中共东江
党组织对建立武装的理解相当机械，认为就是要建立八路式的正规部队，处处模仿八路军，认为
“群众武装工作没有味道”，都不愿意去做，也不注重统一战线。 ④
尽管中共中央在战略定位、干部支持和军事布局等方面无法倾向华南，也难以给予特别有针对性
的指导，但其对战时地方工作的指示依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总体而言，在受内外环境制约、没有
太多施展空间的情形下，张文彬根据国共关系和华南抗日局势的发展演变，相应采取了与敌我力量对
比、地方实情较为吻合的举措开展武装工作，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指示，坚守原则，等
待机会。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仅剩 １００ 余人的曾、王余部重返东江，其意义不在于能打击多少日军，而是坚决
贯彻执行在日占区及其侧后方发动敌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张文彬恐怕没有意料到曾、王两部最终
会发展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 亲手缔造这一硕果的尹林平认为这是坚持斗争、抓住机会
的结果：“香港沦陷、广九路打通、粤北韶关失守、东江沦陷，都是我们一个发展过程中的机会，但机
会不是时常可有，因此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波浪式的、跳跃式的发展。” ⑤

〔作者钟健，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来特）

① 参见朱理治《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１９４０ 年 ４ 月），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 中
共中央中原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１０—２１９ 页。 黄道炫：《 中共抗战持久的“ 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
军》，《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８—１７ 页；《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近
代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５３—５９ 页。
②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３７—１９４４）》甲 ４１，第 ７３、
８０—８１ 页。
③ 《冯白驹给中央电》（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甲 ４０，第 １２９ 页。
④ 《吴有恒关于粤东南特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３７—１９４４）》 甲 ４１，第
７７—７８ 页。
⑤ 《目前形势与斗争任务》（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７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４１—１９４５）》甲 ３８，第 ４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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