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尔蒙为原型的。
与亨特、史密斯等人的写法不同的是，陈衡哲作为萨尔蒙的学生，讲述了萨尔蒙如何培养学生
的切身体会。 萨尔蒙能到瓦沙大学任教，并非因为她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伍德罗·威尔逊，而是因
为她写出了 一 部 得 奖 的 著 作， 以 美 国 总 统 的 权 限 为 主 题。 而 她 在 密 歇 根 大 学 的 老 师 亚 当 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 Ａｄａｍｓ， １８３５—１９０２），用亨特的话来形容，则是美国“ 兰克式学术讨论班（ ｓｅｍｉｎａｒ） 的

最早信徒”。 ① 换言之，萨尔蒙接受了近现代史学的严格训练。 而她在教育陈衡哲等学生时，也力
图将这一方法忠实地传授给她们。 据陈衡哲的回忆，萨尔蒙要求她们精读史料，看到有用的史料便

抄录在索引卡上。 萨尔蒙特别强调，每张索引卡都必须写上作者名、书名和页码，不得偷懒省略。
她的理由是，将来学生写作论文的时候，必然会将抄录于不同史料的索引卡重新排列、整理，如果不

是每张都注明清晰的出处，那么再要回去搜寻这些史料，便有可能无从寻觅了。 ②
从陈衡哲的回忆（乃至笔者本人在美求学时的经历） 可以看出，那时历史论文的写作，主要是
呈现原始史料，根据史料的内容加以编排，然后再用自己的文字将之串连起来。 因此，萨尔蒙特别
强调要学生在索引卡上注明每段史料的出处，这样做尽管显得有点笨拙，但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则会
省去很多麻烦。 笔者在求学美国的时候，还有不少老师回忆他们写作经验的时候，提到一个共同的
经历，那就是在材料差不多收集完毕、开始打算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于记录史料的索引卡已经太多，
不得不在厨房的餐桌上全部摊开，然后再细细编排、整理，将写作顺序理出来。 而这一过程，往往会
持续几天，常常会引起室友或家人的不满，因为餐桌上堆满了卡片，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显然，在上述的这一写作的过程中，写作者本人的文字、文风，只是起到一个串联史料的作用，
处于不太重要的位置。 的确，在研究生培养比如硕士生学习的三年过程中，大部分学校也注重确定
选题之后的资料搜集，一般大约会花去两年的时间，然后再用一年时间将论文“ 写出来” （ ｗｒｉｔｅ ｉｔ
ｕｐ）。 我想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历史系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求学期间修课、考试以及收
集、阅读材料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时间，而写作毕业论文则往往一蹴而就，以急就章的方式交卷。

二、 论文“写出来”何以成为问题？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对于历史系的学生而言，论文写得好坏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是否全面深
入，写作本身只要能做到文通字顺、结构合理便大功基本告成。 但据笔者的观察，这一认知已经明
显过时了。 事实上，二战之后特别是上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文化界和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转向———形成于 １９ 世纪下半叶的职业史学，其旨趣和标准都受到剧烈挑战，而首当其冲者，即历史
论著写作的认识和实践。 简单言之，在这之前的史学训练之所以重视研究高于写作本身，是基于一
种基本理念，那就是语言是透明无间、随心所欲的（这里的“心”指作者的意图）。 也就是说，如果作
者思路明确，材料充分，写作本身抑或论文之“写出来”就不是什么问题。 但战后结构主义、后结构
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对其他人文学科的渗透，使人们对语言有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理解。 首先，语
言本体含有其自身的结构———作者用语言写作，必然受制于这一结构。 其次语言亦不透明———思
想一旦形成为文字，便成为一个任人解读的文本，其含义不但可能与作者的本意相悖，而且读者与

① Ｈｕ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ｐ ６８
② 陈衡哲的回忆见之于笔者从瓦沙大学档案馆获得的陈衡哲学籍和其他档案。 亨特和史密斯，特别是后者，比较突出萨尔
蒙作为一个女性史家的不同，比如史密斯提到萨尔蒙的第二本书，便以家政为主题，但她同时也指出，萨尔蒙在瓦沙大学积极推广
科学史学的方法，特别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 参见 Ｂｏｎｎｉｅ 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ｅ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ｐ ２０６ －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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