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王晴佳 ／ 为什么论文写作会成为一个问题？

读者之间对同一文本也可能产生十分迥异的理解。
上述这些语言学理论上的突破，似乎有点抽象玄乎，但其实并非无中生有。 我想许多有一定写作
经验的人，都会对上述两点有一定的体认。 比如一个人在写作中，无论是写作小说还是历史论文，都
有可能出现与自己原来的想法、打算相悖、相异的经验，也即本来写了一段之后，觉得应该接着写另一
段，但写完前面一段之后，突然觉得必须要增加一段，做某种铺垫之后才能继续写另一段这样类似的
体会。 换言之，写作往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过程，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语言文字本身有其内
在的结构和要求。 这一过程常常会形成两种结果：一是惊喜万分，甚至欣喜若狂，让写者觉得自己
才气冲天，怎么会如此妙笔生花、妙语连珠！ 有的人因此通宵达旦，不肯停笔，生怕自己一旦停下
来，这些美妙的体验就会一去不返；二是苦恼不堪，甚至痛不欲生。 我曾听说有的作家写作小说的
时候，本来想有一个欢喜大团圆的结尾，但写着写着却只能让主人公接受悲苦的结局，而作家本人
也为之嚎啕大哭、悲痛不已。 对于历史论著的写者而言，如此“ 惨痛” 的经历当然不太常见，但常常
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原来准备写五六千字的论文，但却为了某些自认为必须做的文字“ 铺垫”，
不得不拉长，甚至无法准时交卷，受到编者、编辑的责备。 而另一种可能就是，本来写作一篇文章是
为了论证一个主题，但写作中途却改变了主意，写成了与原来的主题不甚相关的另一篇论文了。
再举一例，笔者与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住在同一个州，曾有机会多次造访、求教，也从中获得了
不少余先生治史的经验。 余先生之博学，众所周知。 他经常受到出版社的邀约，写作一篇序言。 比
如台北的出版社在整理、出版《 顾颉刚日记》 时，便请余先生写一序言。 以余先生的认真、负责，他
将多卷本的日记通读了一遍，有不少新的发现，比如顾颉刚与北大师友之间的纠葛以及对北大女生
谭慕愚终生不渝的爱慕，便最初由余先生披露。 余先生下笔千言，洋洋洒洒，一篇序言写出了好几
万字，由此而单独出书，题为《未尽的才情：从〈 顾颉刚日记〉 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① 其实，这样
的“佳话”，在余先生身上还不只发生了一次。 他晚年的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
化的研究》 ② ，最初也是由于一篇序言的邀约而动笔，而他居然最后出书两大卷本！ 记得余先生在
与我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虽然面含“ 苦” 笑，而其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 简言之，写作本身有
苦有乐，是写者和语言内含的结构之间不断沟通、互动的一个复杂过程。 所以一旦一篇文章终稿，
写者往往会长舒一口气，似乎卸下来了一个重负。
有所巧合的是，推动史学界“ 语言学转向” 的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 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便最初
以《历史学的重负》 （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文成名。 从该文的内容来看，怀特用“ 重负” 作为题
目，其目的就是想告诫读者，近代历史学号称融合了科学和艺术，但其实名不副实抑或徒有虚名。
大部分史家不仅不知道现代科学在爱因斯坦出现之后产生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对近代艺术在 １９ 世
纪末，以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流派为代表的对写实主义传统的扬弃，相当陌生。 怀特的主要意思
就是，历史写作应该成为一个关注的对象，也就是历史写作本身，其实是一个“ 重负”，需要史学从
业者接受和承担这一挑战。 ③
怀特本人现身说法，于 １９７３ 年出版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一书，以 １９ 世纪的
八位思想家和史学家为对象，具体阐述了他认为历史写作应该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怀特指出，历史书写无非是“一种言语结构”（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所以对历史著作，既可以从作者的

①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版。
②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版。
③ 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ｐ ２７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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