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6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流通受阻深刻认识到，“首先是以租界为根据地的英美两国对法币的支持。 再者，就是旧法币依然
散布于广大的‘匪区地带’以及华中、华南一带，独占了主要通货地位”。 ①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日军主
力仍与国军进行多线作战，控制了华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干线，却始终无法有效控制广大的农村地
区。 因此，联银券在日本占领区内虽可以实现征发物资等基本功能，但占领区以外依然是使用法币
和边币。 华北游击区内禁用联银券，“其间不准使用伪钞，若揣带伪钞，立即处决，故向该区采购货
物者，均用法币”。 ② 且“出口土货多产于此”，由于联银券“ 不能直接用以易购外汇”，因此购买出
口土货必须使用法币。 ③ 需强调的是，中共在华北的边区如晋察冀边区在建立初期，“ 对法币采取
联合的政策，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但后来各边区亦发行自己的货币（ 即“ 边币”）。 ④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开始禁用法币，但允许边区居民持有和保存法币，与边区外进行贸易时仍可使
用法币。 ⑤ 边币在抵制联银券的同时，也对法币造成了冲击。
再次，投机势力的存在也使华北的金融局势更为风谲云诡。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前，联银券与日元等
价流通，汇值同为 １ 元兑换 １４ 便士。 与此同时，日益贬值的华北法币仍与联银券平价兑换，造成法
币在华北价高、华中价低的情况，由此产生了“ 南方券北上” 的现象。 投机者在上海以日元购得法
币，拿到华北换取联银券或日元，“每元反可获利百分之三四十”。 ⑥ 在投机者的操作下，联银券成
为套利的工具，上海日元的对外汇率持续波动，日本出口外汇遭受巨大损失。 伪华北临时政府虽限
制商民从华中、华南地区携入法币，以及从华北携出日元数额，仍无法遏制此种投机。 ⑦ 为稳住局
势，日本在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把联银券汇价从原定的 １４ 便士贬到 ８ 便士，使其与日元脱离联系。 ⑧
１９３９ 年前后，法币在华北仍比联银券具优势。 从货币关系来看，华北、华中的经济是以法币为基准
来进行金融活动的，“联银券相对法币是卫星一般的存在，并没有独自维持价值的能力”。 ⑨ 日本方面将

联银券流通滞缓的原因归结为“缺乏贸易通货的机能”。 即是说，联银券并未成为华北区域及国际
贸易的支付工具，其货币的基本职能尚有欠缺。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自主权和影响力
可以理解为实力的两个不同方面，自主权关注对内，影响力强调对外。 从对内的方面来看，伪华北临时政
府是日本的傀儡工具，缺乏自我调适、随机应变的自主权，导致联银券的通货功能在区域内未能完全实现。
从对外的方面来看，日本在华北推出的金融货币政策以自身利益为重，对英美等国家缺乏影响力。 由于联
银券与日元挂钩，联银券与法币的关系势必影响到日元自身的稳定，对日本国内的贸易、物价造成冲击。
华北地区复杂的局势使联银券未能完全发挥贸易通货的功能，从而导致日本无法直接用联银

① 《事变后华北金融汇兑业诸问题的发展与现状》（１９４４ 年），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
经济资料选编》，第 ９７２ 页。
② 《华北伪钞不易僭夺法币地位》，《银行周报》第 ２３ 卷第 ２ 期，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第 ４ 页。
③ 《游击区人民信仰法币》，《银行周报》第 ２３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７ 日，第 ６—７ 页。
④ 有关边币与法币关系的研究，参见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 ３２７—３７０ 页；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
货币》，第 ２４５—２５６ 页；张燚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 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郭本意：
《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地区国共铸币权之争》，《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⑤ 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８２ 页。
⑥ 千家驹：《论敌寇对我经济侵略的新姿态》，《建设研究》第 １ 卷第 ４ 期，１９３９ 年 ６ 月，第 ２５ 页。
⑦ 「大陸に於ける貨幣戦爭に就て」、大連商工会議所編『東亜商工経済』第 ３ 巻第 ６ 号、１９３９ 年 ６ 月、４１６—４１７ 頁。 转引自
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第 １７９ 页。
⑧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６ 编，“傀儡组织”（４），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
员会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１２１—１１２２ 页。
⑨ 『支那の経済事情』、１３ 頁。
《事变后华北金融汇兑业诸问题的发展与现状》（１９４４ 年），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

经济资料选编》，第 ９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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