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1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黄博文 ／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战”

凭借装备、兵员素质等战术层面上的优势，华北方面军在“ 治安战” 前期快速扩大华北“ 治安”
区域，并实现了对华北国民党军主力的压制。 以晋南地区为例，华北方面军纠集几乎全部机动兵
力，最终通过晋南会战击溃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卫立煌部。 但是，有限的军事优势只能使日本获得
暂时性的战术优势，无法帮助其实现战略上的目标。 大本营若想复制中条山会战的战果，在中国战
场上发起决定性的攻势，就必须如中条山会战一样，在每一个主要攻击方向上均保持五六个师团的
作战兵力。 如此规模的军力投入已然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且必将耗尽日本的战争潜力，使之无法
进行军备革新，遑论推行“南进”政策。 因此，在大本营执意“南进”的战略背景下，华北方面军必然
无法获得足够的军事资源，而华北“ 治安战” 本身，也只是在延缓日本战略上的失败。 值得一提的
是，在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后，华北方面军在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起新一轮“治安作战”。 在此
阶段中，华北方面军一方面施行更为极端的分散配置，一度将“ 治安” 区域占华北地区总面积的比

例提升至 ７０％ 。 ① 另一方面通过更为极限的兵力借调，拼凑出“华北特别警备队” 作为专司“ 肃正”
作战的部队。 两项措施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战果，一度限制了中共根据地的发展，但最终仍因精干兵
力被抽调、装备补给被削减而难逃失败结局。 ② 可以说，虽然日本陆军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才最终迎来战
败，但华北方面军的“治安战”早在 １９４１ 年就已显露失败的端倪。

结 语

从 １９３８ 年末至 １９４１ 年，在华北“治安战” 的“ 正规化” 阶段中，华北方面军利用下属部队间的
兵力借调频繁开展作战行动，通过“ 肃正” 作战不断压缩华北腹地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并以周期性的消耗作战持续压制华北边缘地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在具体作战过程中，华北方
面军作战部队不断尝试改进战术战法，体现出了较高的战术效能，最终将“ 治安” 区域扩张至华北
地区大部分城镇与主要交通线沿线。 然而，在快速扩张的背后，“ 治安战” 的失败结局已然显现。
诚然，由于中日综合国力上的差距，日军部队的作战能力强于同等规模的中国军队。 张发奎就曾
说：“我感觉敌人（日军）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
要。” ③ 然而，华北方面军的战术优势却最终无法转换为战略胜利，日本侵略者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
的抗日意志。 随着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发展壮大，华北方面军有限的机动兵力在不同的中共根据
地之间疲于奔命，兵力借调这一“治安战”的基础也开始出现混乱，华北“全境治安”渐成镜花水月。
归根结底，大本营长期自相矛盾的战略决策是导致华北“ 治安战” 失败的重要原因。 日本既无
通过军事侵略彻底占领全中国的能力，也不愿从中国战场全面撤军，放弃侵略所得，只能通过展开
“治安战”的方式，谋求以有限的军事投入迫使中国屈服，最终在中国战场的泥潭中不断消耗，随着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步步走向战败的深渊。

〔作者黄博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１１８ 頁。
② 岩谷将：《日本军华北“治安战”》，《抗战史料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１ 页。
③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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