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黄博文 ／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战”

第十二军也要各派遣支队长途跋涉进入晋南地区协防。 ① 兵力借调的混乱引发了连锁反应。 由于
华北方面军各部仍实行分散配置，无论其承受怎样的“治安”压力，都依然担负支援其他地区“ 治安
战”的责任。 例如，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驻地与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相邻
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派出了大量兵力远赴晋南参加春季晋南作战。 而在百团大战后期，华北方面
军发起晋中作战“扫荡”中共根据地，也必须向在晋南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的第一军三个师团

借调五个步兵大队与两个半炮兵大队北上支援，这对第一军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 ② 然而，这一阶
段兵力借调的数量限制并未被打破，盖因各部兵力捉襟见肘，本部防区尚自顾不暇，早已无多余之
兵外调了。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华北方面军曾试图组织伪军协助参与对八路军的作
战，以实现“以华制华” 的目的，但收效甚微。 华北伪军团体主要有“ 华北治安军” （ 后改称“ 绥靖
军”）、伪警察以及省、县伪警备队等，其中“华北治安军”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军事作战任务。 但在作
战层面，华北方面军显然并不信任伪军的战斗力，因此，“华北治安军” 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成立后仅在
北苑、保定、开平、天津、济南等华北腹地大城市周边地区驻防，至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才开始与日军混合
部署，共同负责河北 １０ 个县、山东 ２ 个县的警备工作，在“肃正”作战中承担辅助任务。 ③ 由于华北
伪政权的财政状况无法负担过多的军费开销，华北方面军也无意在训练、装备乃至财政上予以扶
持，仅以作战缴获武器装配华北伪军，因此截至 １９４０ 年底华北地区的伪军正规部队仅有 ８ 个团，共

１ ５ 万人。 ④ 在华北方面军的评价中，华北伪军正规部队在有限参与的“ 肃正” 作战中表现较差，而
省、县伪警备队仅能守卫本地“治安”，无法离开驻地参与对八路军的“扫荡”，远远不足以扭转华北

方面军兵力不足的困境。 ⑤ 直至 １９４２ 年，华北伪军才逐渐受到华北方面军重视，开始协同参与“ 肃
正”作战（具体日军与伪军的数量比例大致为山地 ５ ∶ ４、平原地区 １ ∶ ３），以弥补后者兵力不足且分
散的弱点。 ⑥ 总而言之，至 １９４１ 年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华北地区的伪军在“ 治安
战”正规化阶段并未起到明显作用。 ⑦
其次，华北方面军无法通过“治安战” 压制中共根据地的发展。 华北方面军曾于 １９４１ 年初制
定《昭和十六年度肃正建设计划》，按实际控制程度将华北地区分为“ 治安区” “ 准治安区” “ 非治安
区”。 华北方面军在“治安区”扶植伪军实行傀儡统治，将机动兵力集中于“非治安区”，捕捉歼灭八
路军主力。 ⑧ 但中共同样有应对之道。 在百团大战后，受限于战场态势与根据地经济条件，八路军
一方面主动缩编主力部队，一方面大量发展游击队、独立营团、区县武装等地方武装，在山东等地逐
步建立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级军事体制，并建立军区—军分区体制实现根据地的军政合一，
进一步整合根据地的抗日力量。 ⑨ 在具体战术上，八路军也逐渐适应了华北方面军的“肃正” 作战，
采取“‘扫荡’圈内打小仗、圈外部队积极作战” 的方针，破坏其“ 扫荡” 行动，并在敌军主力撤退后

① 『戦史叢書（１８）：北支の治安戦（１）』、２９９ 頁。
② 藤田豊编『春訪れし大黄河———第三十七師団晉南警備戦記』、３２３ 頁。
③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乡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９—２０ 页。
④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参考资料》（６），第 ２５０—２５１、２６０ 页。
⑤ 『戦史叢書（１８）：北支の治安戦（１）』、４８５ 頁。
⑥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 ２２—２３ 页。
⑦ 需要说明的是，山东地区的地方武装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 年曾与八路军多有冲突，但由于山东地区大多数地方武装领导人仍
保有国民政府的身份，并不受日军节制，与完全接受日伪指挥的华北伪军存在明显区别，且相当一部分地方武装具有较浓的地方
自卫团体色彩，故本文并未将其作战行动算作日伪军“肃正”作战的一部分。
⑧ 『戦史叢書（１８）：北支の治安戦（１）』、５３１ 頁。
⑨ 郭宁：《正规化与地方化———论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地区武装》，《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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