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黄博文 ／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 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战”

作战达成了相应的战略目标。 华北方面军在 １９３８ 年末至 １９４１ 年的“治安战”中表现出了较高的战
术水准，却未能通过“治安战”达到维持华北全境“治安”的战略目标。 战术与战略层面截然相反的

结果凸显了华北方面军乃至大本营在侵华战争中的战略困境。
（一）“成功”的战术尝试
从战术层面看，华北方面军能够快速适应兵员、装备、组织调度等方面的变化，根据华北战场环

境及时转变战术，发动“治安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部队常规战斗力弱、重武器与辎重设备缺乏、
机动兵力不足等劣势，体现出较高的作战效能。
首先，“治安战”的战术能够最大限度适应华北方面军的兵员及装备变化。 自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起，
由于《昭和十四年军备充实案》 的实施，新编成的警备师团与独立混成旅团逐步代替常设、特设师
团成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作战力量。 警备师团的总兵力仅为常设、特设师团的一半，但在武器配备
上并不逊色。 炮兵联队换装了仅靠驮马便可拆卸运输的四一式山炮等适合华北山地作战的重武
器，步兵联队装配了更多数量的掷弹筒、轻重机枪，通讯联队换装新式电台设备提升各部队间协同
作战能力。 唯独辎重联队的卡车、驮马编制被大幅削减，使师团主力缺乏长距离作战所需的携行能
力。 在兵员构成上，大本营起初以日本本土各师团管区的留守部队为基干编成警备师团，以独立步
兵大队为基干编成独立混成旅团，兵员素质较差。 为维持部队战斗力，只得从归国复员的主力师团
中又抽出大量基层士官调入新编成的警备师团。 ① 经历人员、装备变更后，华北方面军各部队虽无
法进行长距离、高强度的正面攻击作战，却能适应小规模、低烈度、短距离的“治安作战”。
其次，在组织调度层面，兵力借调极大提升了华北方面军机动兵力的使用效率，使得其能够在
全面实行分散部署的同时频繁发起“ 治安作战”。 华北方面军下属部队间的兵力借调存在着明显
的限制与规律。 第一，兵力借调存在范围限制。 在师团、旅团一级，各部只参加邻近地区的“ 治安
作战”。 如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扫荡”山西南部的作战中，邻近的华北方面军
第一军第二十、一〇八、一〇九师团都派遣了支队参战；而在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２ 日“扫荡” 晋北
地区晋绥军的作战中，只有防区与之相邻的第一〇九师团与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派出了支队。 同样
的范围限制也存在于华北方面军下属各军之间。 第一军主要负责山西境内作战，第十二军主要负
责山东、豫北境内作战，华北方面军直辖各部则负责河北地区的作战，并在第一、十二军“ 扫荡” 晋
冀、冀鲁豫交界处时出兵协助。 第二，兵力借调存在数量限制。 在“ 肃正” 作战中每个师团、旅团的
外派兵力通常不超过 ５ 个步兵大队，以保证主力部队留守驻地，维持分散配置的部署状态。 而在消
耗作战中，由于参战部队主力尽出，防区相邻的各部队会在华北方面军协调下派出数个大队的兵力
进驻其防区进行协防。 例如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１８ 日针对晋南国民党军的“东作战”中，驻临汾第

一〇八师团的 ３ 个步兵大队南下进驻第三十七师团辖区，防备国民党军迂回偷袭。 ② 第三，兵力借
调存在明显的周期规律。 比如，第二十师团在 １９３９ 年夏季很少派遣支队参加辖区外的“ 肃正” 作
战，而第五师团则在本年度秋季外派任务较轻。 在分散配置的部署状态下，借调兵力的多寡、作战
周期的密集程度、作战范围的远近都将影响到华北方面军各级部队能否长期维持稳定的战斗力。
通过规律性的兵力借调，华北方面军各部能够随时保持半数以上兵力留守，维持管区内“ 治安”，并
通过周期性作战保持部队战力。

① 以三十七师团为例，师团兵源主要来自于为第十二师团提供补充兵源的久留米第十二留守师团。 在兵员素质方面，该留
守师团包括 ８０００ 余名 １９３８ 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以及 ４０００ 余名重新召集的补充役兵。 在开赴中国战场前，士兵们仅进行了不到一
年的集中训练。 此外，全师团共有 １５４６ 名基层士官，其中大部分来自当时已被调离中国战场的第十二师团与第六师团。 藤田豊
编『春訪れし大黄河———第三十七師団晉南警備戦記』、１２７、５０ 頁。
② 藤田豊编『春訪れし大黄河———第三十七師団晉南警備戦記』、２５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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