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五期

程 森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开发与环境治理（1937—1949）

环境退化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影响”，对于清代以来华北平原动乱、起义和革命等社会运动的

理解或解释，“也不能脱离相关的环境条件和生态退化过程”。 ① 王建革也认为，清代华北生态系统
已经极其脆弱，20 世纪 20—40 年代华北生态系统更是难以经受自然灾害的打击。 ② 不过，华北地
区稳定的结构性生态退化是否固化或束缚了人们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动性？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河滩地集约化的农业开发和环境治理实践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
雍正五年（1727），京畿水利营田兴起，冀西唐河、大沙河、磁河、滹沱河流域河滩地得到逐步开
发，形成了独特的修滩、种植、灌溉、管理技术和制度。 不过，这些河流上游山地、高原长期不合理的
土地利用，造成冀西各县 滩地水灾频繁发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退化，滩地不断萎缩，近代以后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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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生态退化与贫困之间有着因果联系，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区存在

高度耦合性，这些地区人群的生计更为密切地依赖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
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生态退化与贫困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其背后的决定性

因素是“环境管理”。 ④ 全面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冀西各阶层，一方面通过持续的财力、人力
投入和技术、管理制度变革，逐步恢复滩地；另一方面又不断反思滩地水灾频发的原因，进而付诸科

学的流域环境治理实践，使冀西滩地得以持续开发，成为晋察冀边区稻麦飘香的“腰窝油”。 ⑤ 本文
即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西滩地开发和环境治理为例，探讨生态退化背景下华北内地农业生产

中，人们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动性，进而为丰富华北环境史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 ⑥

一、 1937 年前冀西河滩地的营造、生产与环境退化

冀西滩地的形成是唐河、大沙河、磁河、滹沱河及其支流两岸河漫滩被人为改造的结果，但并非
所有的河漫滩都能变成可耕地。 冀西滩地营造的“秘诀”在于这些河流富含泥质，且洪水期水质较
浅水期更为浑浊，清代文献称为“水浊泥肥”。 元明以降，冀西大河上游山西高原和冀晋交界山区
长期垦荒、伐木后，“万阜童童” ，山地、高原大量浅表土壤和有机质在雨季顺流而下，河流水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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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由清变浊，清代以来更为明显。 以唐河为例，唐河上源多丘陵，植被破坏后，每逢大雨冲刷，“水
中泥土成分极厚，又挟数百里高山深谷之腐植物，顺流而下，水黄褐色如稀粥，灌溉稻田最肥沃。 故

每岁获稻颇多，至副产品如黄豆、大麻子等亦不少”。 ⑧ 此外，冀西山地秋季树叶凋零，杂草枯萎，因

① 马立博著，关永强等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8—319 页。
②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4 页。
③ 唐河、大沙河（旧称派河）、磁河（旧称滋河或慈河）、滹沱河及其支流在太行山以东与河北平原交界的阜平、唐县、顺平、
曲阳、平山、井陉、行唐、灵寿等县境内形成了大量河滩，经过人工改造为能耕作的滩地。 冀西范围虽广，但若言冀西滩地则主要指
这些县内滩地，1937 年后这些县逐渐归属晋察冀边区管辖，见农林牧殖局《北岳区的荒滩富源》，《晋察冀日报》，1942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④ J. A. Fisher etc. ， “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Ecosystem Services，No. 7，2014.
⑤ 《生产互助战胜灾难 阜平作出治水建设计划书》，《冀晋日报》，1945 年 9 月 11 日，第 1 版。
⑥ 以往对冀西滩地的研究并不多见，且都以宏观论述为主，将之作为晋察冀边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来探讨，滩地开发的渊
源、技术、制度和环境治理等问题都未有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参见魏宏运主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
1990 年版；李金铮《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李春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田水利建
设的历史考察》，《延安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牛建立《论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垦荒修滩》，《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等等。
⑦ 《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镇澄：《清凉山志》第 5 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0—101 页。
⑧ 民国《完县新志》第 2 卷，“河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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