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9 - \2023年3-4月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是无部队，无武器弹药，无通讯设备，无作战地图”，工作万分困难。 ① 而困难的关键是缺少东路地
方社会的支持。 这种情况直到次年 ３ 月谭震林（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入路东才趋好转，
并最终以苏常太、澄锡虞为中心开启苏南抗日根据地之筹建。 但那时梅村已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
了，东路敌后的秩序重建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

通过前文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民众是战争链条上最终的灾难承受者，也
是最初的秩序重建者。 沦陷之初，他们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纽带，借用保甲、团练等组织形式，走
上以“自卫”为主导的半军事化道路。 这些组织形式可能是“封建的落后的”，但秩序崩解之际，正
是这些组织支撑起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 由于源自民众对“秩序”的基础需求，它们的生命力又是

顽强的。 ② 为了生存，民众武装在政治上大多游离于灰色地带，可塑性极强。 既可以是国共抗日武
装发展的生力军，也可以是伪、匪的重要来源，在江南敌后常为国、共、日、伪四方争取之对象。
其次，不管是上海地方党组织，还是新四军，在沦陷的东路都有个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 初到
江南东路的地方党组织，有其组织优长与理论优势。 他们一面利用民族矛盾开展统战工作，巧妙地
将自身组织结构嵌入到地方武装系统之中；一面强化“抗战”的意识形态引领，促使地方秩序结构
从“自卫”主导转向“抗战”共识。 这些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地方的社会影响，也提升了地方武
装的组织化程度。 但基于“抗战”共识的秩序构建也打破了此前的势力均衡，以致内外斗争日趋激烈。
新四军是由原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演变而来的，经历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锤炼，其六团叶飞
部东进前还在路西与日伪历经百战，是可以帮助东路地方武装实现某种程度的“正规化”的。 在理
想条件下，正规军、地方党组织与民众武装相互配合，以“游击战”为中心形成良性互动，在江南敌
后进一步巩固基于“抗战”共识的新秩序也是可能的。 但东路国共两党磨擦持续升级的大形势，未
给新四军留下多少从容调适的空间，以致各种矛盾牵缠纠结，最终不得不带着地方部队仓促西撤。
缺少地方武装的力量支撑，地方党组织主导下的秩序重建显然也面临难堪之局。
进而言之，中共敌后抗战之所以始终强调“根据地”之重要，其实质似也在通过党组织、正规军
与民众相互支撑构建起一个能够承载日常生活、对敌斗争及自身建设的区域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
能否成功并可持续，或许是各区敌后抗战能否持久坚持之关键。

（责任编辑： 胡永恒）

① 夏光：《东路武装斗争史实纪要》，《苏南抗日根据地》，第 ４３７、４３９ 页。
② “江抗”西撤带走梅村大部武装后，仅数月间强学曾又拉起了 ２００ 余人的自卫队。 《 无锡人民革命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第
１２９ 页。
８ 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