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三期

赵诺 ／ 中共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

１９４１ 年秋至 １９４３ 年秋，其他几位地委领导人不断指出高扬“ 领导风度上确实要注意，这一时期对
分区的关系上表现武断”，“对分区同志的态度不大好”，“与军分区关系上特别注意”等等。 但直至
高扬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调离，他与军分区领导人特别是秦基伟的关系都一直未能理顺，这也是高扬最终
被调走的原因之一。 高扬走后，地委书记一职先由郭峰短暂代替，后由秦基伟直接兼任，实现了党

政军一元化。
不得不承认，在这类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难分是非。 严峻的外部环境，使得下级干部常常因

任务太重感觉“苦痛”。 ① 但上级常常认为：“ 下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
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② 经过 １９４０ 年整党后，
华北各根据地的组织正规化已向前迈出一大步，高度纪律化、一元化的组织运行原则已基本建立起
来。 但在长期的根据地生活里，干部在群体结构和思想情感的“ 地方化” 还是难以避免。 高扬即曾

追忆道：

我出差到外地，到县区机关，便交点粮票，像到家一样，如果沿路没有县区机关，就住百姓
家，像找店住一样。 ③

１９４１ 年以来，在日军“囚笼政策”“无人区”“网格子”的影响下，根据地在空间上比先前更趋分
散，地方党组织需要提拔任用更多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也需要更多的临机决断。 高扬、刘毅等人
作为地方领导，对本地的利益自然会有所回护，即使像高扬这样原本来自东北的学生干部，此时也
与冀西的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饮食、生活习惯均发生很大变化。 尽管干部籍贯无法改变，但实
际上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抗战初的外来干部也已呈现“ 地方化”。 这便容易造成干部群体中对领导
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有颇多困惑。 高扬曾提出一个问题：“ 机动多大？ 哪个可作，哪个可不执
行？” ④ 除了高扬，在冀西工作时间较长的刘毅也时不时反省自己对区党委领导问题上的一些困惑。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高扬等人始终没回避和上级党组织有时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敢于将这些矛盾
曝晒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光灯下，也不惮于将自己的牢骚和疑惑呈现在随后上交区党委的会
议记录稿中。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自我批评的干部，常常在反思之余站在地委的本位表达看法，因
其他几位同僚此时需要对其进行批评、帮助，则自然而然地需要从上级党组织甚至县委的角度来提
出意见。 尽管在面对此议题时，大家发言会有所保留，常常泛泛指出对区党委的牢骚“ 是主观主
义、自由主义”，“看问题狭隘” ⑤ ，但几位领导人还是常常能因这种代入感对上下级多几分设身处
地，更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种对过度“地方化”的自我克制。
回头看来，对理顺上下级之领导关系问题，自我批评会的会议记录起到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
这些会议记录最终要不定期交到上级党组织那里去，而区党委领导人会以批注形式给予反馈。 譬
如“服从整体上行动，不服从决议尚觉得不是这样的，但意识上是存在的，势必影响严格的组织
性”。 ⑥ 在因反“扫荡”根据地内各级党组织联络不便、见面不易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上下级沟通的
补充形式，尽管要滞后一些，却更能令区党委从侧面掌握地委干部的思想实态。 这种方式显然是有

① 《高扬自我检查》。
②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１９４１ 年 ７ 月 １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３ 册（１９４１—１９４２），第 １４５ 页。
③ 高扬：《大时代的小人物：无足称道的一生》，《世纪老人高扬》，第 ２５ 页。
④ 《高扬自我检查》。
⑤ 《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记录》（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Ａ０２ ／ ０１ ／ ００３ ／ ００５。
⑥ 《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记录》（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Ａ０２ ／ ０１ ／ ００３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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