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三期

&忧支释寃 2020年第3期

于繁杂空洞,不适儿童能力与需要，现在则由盛极而衰了。”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政府虽尝试加
强教育管控，但战乱对学校的正常秩序造成极大冲击。此后，学校市逐渐淡出％ 1938年，作为“战
时综合丛书”发行的《青年往何处去》，批评此前的青年团体如童子军、学校市等组织“名称既极紊
乱,组织亦多悬殊。既难以表现人人奋斗精神与牺牲意念,复难以培养社会意识,而为党国基本人
才”。②1943年,教育部正式颁布规则，明定学生自治会为“学生课外活动之唯一组织”，须以三民
主义为根据,并对其成立及运作严加约束。③至此，前期名类繁多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名称、宗旨、结
构及活动形式，都被置于统一规制之下。学校市从起初旨在培养自治、促进民主,而后被评为“是
在床上学游泳的办法”④，甚至因为不能培养奋斗精神与牺牲意念，不能养成“党国人才”而饱受批
评，终至消亡。
总括而言,学校市制度在1917年前后被正式译介到中国,1919年前后随着美式教育的影响渐
增而逐步试行，更借助1922年新学制的颁行而得以逐渐推广,在二三十年代趋新的中小学校中一
度风行，也逐渐异变,3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淡出。从兴起、推行到淡出，学校市在美国和中国大致
都经历了 20年。两国推进此制虽然并不同步，但时间周期近似。

余论:一场舶来改革运动的得失

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意识、参与自觉和自治能力，使之具有社会责任感及相应的践行能力，在
将来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中有所作为，以建立和维系健康的社会，确为近代政治民主化和教育平
民化的要求和期许。民国初年，陶行知即言:“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
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
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⑤学校市在中国兴起之际，常乃德回溯民国
以来的教育，也赞同“一般教育的根本精神便在自由发展”，因此将学校市等自治事业看作教育上
很重要的事项。⑥学校市之运作，正是期望全校师生共同协作，“使学生练习政权和治权的运
用”。⑦由此，学生“日后进入大社会时，能应付裕如，如有学即所用、用即所学之快愉”。⑧后来学
生回忆在校经历时,亦谓推行该制使他们得到“办事的经验”及“谋群众福利的思想”两大益处。⑨
各地教育年鉴及学校刊物，也报道推行该制度对于整肃校纪、清洁校园、提升学生责任心等方面的
效果。民初教育界引进该制度，切中时代关怀,并在很多地方展开实践探索，此其价值所在。
应当指明的是，无论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国引进的学校市制度,在其发源地美国亦并
非如其支持者所描绘的理想图景。但是,在中国倡导推行该制之初,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屏蔽”或
弱化该制度的失败和争议之处，各方合力在整体上营造出一种学校市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主流
“知识氛围”。中美地域悬隔，语言不同，社会民众、普通教师、学生对学校市制度了解甚少,但见教

① 曾毅夫：《小学行政》，黎明书局1935 •版，第165页。
② 独立出版社编:《青年往何处去》，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77页。
③ 《学生自治会规则》，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8页
④ 方丙荃:《民众学校教材研究》，福建省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1938年版，第144页。
⑤ 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⑥ 常乃惠（乃德）：《全民教育论发凡》，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62页。
⑦ 郑若谷等编：《十九年度河南教育年鉴》，河南教育厅1930年版，第752页。
⑧
北平特别市私立今是中学校编：《今是一览》，北平特别市私立今是中学校1929年版，第53页。
⑨
上海广肇公学编：《上海广肇公学概况》，上海广肇公学1926年版，“校友消息-，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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