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近代史研究》2020第五期

吉 辰/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军械购买、制造与日本因素

本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如李廷江指出日本军事顾问对张之洞由“反日”
转向“亲日”的作用;冯青讨论了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海军与日本的关系 ；陶祺谨对张之洞聘请的日
本军人进行了统计,并分析了他们的活动模式;笔者此前也对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军事学生有所

论述。①
本文试图从军械购买、制造的角度做出一些新的探讨。改良军械,向来是军事改革中的重要一
环。在日本对张之洞的全方位影响下，湖北的军械购造自然有着日方的深度参与。对此，上文提到
的各项研究虽有一定涉及，但着墨不多，且未注意到其中日德两国的竞争、日本财阀的作用、鄂造步

枪口径的选择等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外务省外交
史料馆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地所藏未刊档案，从中日关系史的视角出发，对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军
械购造政策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德退日进:湖北选用日制军械的缘起

由于清政府自办的军事工业一宜不甚发达，外购军械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中国当时购买的外
国军械可谓“万国牌”，其中尤以军工水平蜚声全球的德国军械最受青睐。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

曾致电驻德公使许景澄称:“鄙人任内购炮,大炮必克虏伯,快炮必格鲁森。”②克虏伯（Krupp）和格
鲁森（Gruson,1893年被克虏伯兼并）都是以制造火炮著称的德国军火巨头。
然而,在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之洞对德国的印象骤然恶化。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向他抛出了

橄榄枝。③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开始选购日制军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湖北枪炮厂督办
沈锡周致电当时在日考察的湖北枪炮厂委员徐钧溥，指示他购买2000支步枪以及配套的刺刀、枪
带等物。④此事自然出于张之洞的命令，但未见下文，估计是因为徐所跟随的姚锡光考察团提前回
国。⑤同年末，张之洞还上奏一片，声称“东洋阅操各员禀称，日本所用村田枪枝较毛瑟尤为快利,

且能击远,并言若中国购置,犹可从轻议价等语”，主张“赶造毛瑟,工价亦不能省，曷若购此利器,
以练新军”。⑥可见，当年秋天赴日观摩日本陆军大演习的湖北官员向他推荐了日本步枪,而这一
推荐背后恐有日本军方的怂恿。⑦

张之洞初次买日本军械，应当是次年的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他致电上海道余联沅,
通知“湖北由日本寄来快枪一枝，军刀四把，现存上海日本领事馆”，要求对方发给免照以便运送来
鄂。此次所购军械数量极少，显然只是用作样品的。同年年底，他又从日本订购行军雨衣2000件、
背包2000个、马鞍36副、鞍囊136个。⑧

① 李廷江:《日本軍事顧間七張之洞一1898—1907—）,亜細亜大学《了汐研究所紀要》第29号,2002年；冯青：《张之洞与
H本模式海军建设的噹矢——创建湖北海军的颠末》，李廷江主编:《清华日本研究》第1揖,2014年；陶祺谴:《甲午战争后张之洞
聘用日本军人考》，《历史档案》2015年第3期；吉辰:《清末湖北省的留日军事教育——以张之洞督鄂时期为中心》，《教育学报》
2019年第5期。
②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辰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③ 戴海斌:《张之洞与德国军事教习》，《近代中国》第2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50—352页。
④ 《致日本厚生馆徐凤九》（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申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06页。
⑤ 关于姚锡光等人的赴日考察，参见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 90—98页。
⑥ 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 B13080684100（第72盛面），清国政府機密書類入手方二付在清公使日U稟申一件（機
密金支出之件），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该片于十一月初七日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
⑦ 关于张之洞派员赴日观摩陆军大演习，参见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第108—112页。
⑧ 《致上海余道台》（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EJ亥刻发、十二月初一日亥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武汉
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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