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成史屠寃 2020年第6期

“瘾”的概念却在中国本土形成。国人关于“瘾”的认知程度与鸦片烟的扩散趋势同步。由于最初
的鸦片烟消费者大多来自市井，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吸食经验决定了成瘾现象名称的特定发音，这意
味着该概念的流传方式是口头而非书面。随着鸦片的流行区域扩大,各地士人阶层逐渐接受了该

俗语，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将之写为“引”“淫”“瘾”等不同书面形式。当他们特意选取本与鸦片毫
无关系的字特指吸鸦片的症状时，“瘾”便不再单纯指代现象,更具备了特殊的含义和价值判断。
至迟到19世纪初，国人对鸦片的危害已有所警觉。但在鸦片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抽象化

的认识恐怕也只能是“后知后觉”。

二、“瘾”的使用与普及

嘉道之际,粤省鸦片开始向内地泛滥。特别是“叶恒満事件”后,鸦片交易场所移至零丁洋面,
此后“快蟹”穿行，走私猖獗，原属地方性知识的“瘾”也以文字形式在更大地域范围内传播。但是,
“瘾”属于吸食者的个人感受，个体之间的差异导致观察者在转述时极易产生偏差，士人对“瘾”的

总结又缺乏系统性，所以当时国人对“瘾”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其中不乏误解和想象。①白银外流引
发的财政危机也迫使官方开始关注鸦片问题。道光九年（1829）,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提出鸦片烟
为漏银大端。②自此，有关鸦片的讨论愈发激烈，民间讨论的“瘾”在此时进入官员的视野。士人关

于“瘾”的观察和思考，也成为官方认知成瘾现象的重要来源和参考。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首次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了“瘾”字:“惟
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③如果将该奏折与其蓝本——广东学海堂学长吴兰修的《弭
害》一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吴文中“初食无引，久之，食必应时，谓之上引”原为小注内容④，许乃济

将之改写后放入正文，“引”也改作“瘾”。虽然许乃济使用了“瘾”字，但他只是把“瘾”看作恶习而
非社会问题。为了论证弛禁鸦片的可能，许乃济暗示烟瘾可戒,并提供了“替代性方案”。他认为

鸦片“岁竭中国之脂膏”危害更重，且土产鸦片“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因此
主张宽限栽种罂粟。⑤
他的反对者同样关注鸦片成瘾问题，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内阁学士朱噂反对鸦片弛禁,强
调兵卒成瘾，危害甚巨，当“烟引（瘾）来时”，兵丁手足瘫软，涕泪交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⑥江南道

监察御史袁玉麟则直言鸦片与烟草不同，鸦片可使人“发瘾生病”，故绝不能照搬弛禁烟草的政
策。⑦朱、袁二人论述角度不同,但都遵循相似的逻辑，通过强调“瘾”危害以辅证鸦片不可弛禁。

这种现象在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引发的禁烟政策讨论中更加明显。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
以培国本折》中首次将有“瘾”当作烟民的判断标志，并把烟瘾戒断列为“重治吸食”的主要手段:

① 嘉庆十三年，湖州人程岱葬记“鸦片”有云：“（瘾发时）肺大倍于常，须臾有虫无数自肺内钻头向外，肺仅如衣膜，然其青
黑皆虫也，呼食鸦片者以烟喷之，虫稍缩，连喷七八口，肺即如故，始悟每日上瘾之故。”实为真假杂糅、虚实相间。程岱葬：《野语》
第7卷,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180）, 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② 《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为请禁外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5页。
③ 《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齐思和整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页。
④ 吴兰修:《弭害》，温汝能辑:《国朝岭南文钞》第16卷，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500）,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46页。
⑤ 《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附）片奏》，齐思和整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8页。
⑥ 现存朱噂奏折来自《京报》（手抄本）的彩印件，简写、错漏现象颇多，如“鸦片烟”作“ 丫片烟”，“嘉庆”作“加庆”等，疑为
手民之误。"引”字亦可能为"瘾”字的简写。惜未见《京报》原件，暂无法确证。见田汝康、李华兴《禁烟运动的思想前驱：评介新
发现的朱噂、许球奏折》，《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第105页。
⑦ 《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6页。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