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近代史研究》2020第六期

王亚楷/近代中国社会对“瘾”的认知及其变化

等毒品导致的依赖症状同样被称为“瘾”。对“吗啡瘾”“红丸瘾”①的戒断方法，也类似于鸦片瘾戒
断,即坚定戒毒者之“决心”并辅以药物治疗。②不过，此处“瘾”虽与毒品有关，但词义已不含褒
贬。在日常语言中，“瘾”甚至不再特指毒品导致的症状。“官瘾”“钱瘾”③“酒瘾”④“戏瘾”⑤“牌

瘾”⑥等新词汇的出现，都意味着曾经专指鸦片瘾的方式被用于表述对其他事物的追求。这种对词
义的进一步抽象，突出了“瘾”字涵义中“嗜好”“痴迷”的部分，淡化甚至去除了“瘾”原有的政治色
彩和贬义，并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和重构了国人认知事物的思维。至民国时期，“瘾”使用的日常化
已成定势。民国《嘉定县续志》“方言篇”中将“瘾”列为当地俗语:“瘾，俗谓嗜好久而成癖，不能遽

去者，曰瘾。”⑦“瘾”与“嗜”“好”等字相通，已全然不见负面的含义,与鸦片也不再有任何联系。
“瘾”的涵义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变化,体现着新知与旧识、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分野与
融合。相较于西方，中国人虽因率先遭受吸食鸦片的危害而较早地对“瘾”形成了抽象化的理解和

较为完整的认识，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与政府烟禁的屡次失败，使得人们逐渐熟悉并习惯了鸦片
和“瘾”的存在，视病态为常态;医学专门化知识的总结,在深化人们对成瘾现象认识的同时，也消
解了国人对“瘾”的忌惮和想象;新型毒品的侵入更削弱了“瘾”与鸦片之间曾经紧密的联系。这些
变化都导致了“瘾”原有的贬义词性的稀释和更加日常化的使用。语言现象的更新虽然是历史演

变的自然结果,却未尝不是晚清社会积重难返的映射。国人对烟瘾丧失警惕,对危险视而不见,甘
愿在麻木与自嘲中沉沦，或许正是那个时代的可悲之处。
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观察始于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将“瘾”用于形容鸦片吸食症状并非精

英阶层的发明创造，而是下层鸦片消费者直观感受的体现和口语表达。当鸦片问题逐步引发社会
关注时，士人承担起了将俗语书面化的责任，使之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地域范围内被传播和共享。康
乾年间用以指代成瘾的“饮”和“弓r字,及后出的“淫”“删”字，在嘉道年间终为“瘾”所取代。用字
的取舍不仅表征着国人对成瘾现象体察的深入,亦是鸦片对国人身体健康乃至社会的危害逐渐扩

大的反映。清代学者、医家、官员对时弊的反思和回应，促使戒断烟瘾上升为官方意志，而商业利益
的驱动也有助于“瘾”字在社会范围内普及。咸同以后冲西医学知识的交互改变了“瘾”字的内涵
和外延，“瘾”逐渐从专指吸食鸦片的“病症”变成如今的医学术语和普通概念。其政治性含义和复

杂的文化内涵的褪去，意味着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毒品成为普通商品，但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成
瘾现象的警惕也逐步丧失。防范意识的滞后与低迷对近代禁毒事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足见鸦
片这一物质对近代社会的危害和国人思维的影响。因此，国人对成瘾现象的认知史所呈现的不仅
是汉语言在社会变迁中的演变和革新,更反映出近代中国物质与观念之间的深层互动。而在毒品

问题依旧未能彻底解决的今天，厘清成瘾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文化土壤中的生成样态，对深
入理解近代毒品问题，仍具有一定意义。

（责任编辑：杨宏）

① 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② 任仲翔:《吗啡瘾》，《存诚月刊》1934年第1卷第2期，第117—121页。
③ 鸿:《剩言•官瘾》，《寸心＞1917年第3期，第10页。
④ 佚名：《飞禽酒瘾》，《集成报＞,1897年第4期，第37页。
⑤ 祥儿：《寒云主人戏瘾大作》，《北洋画报＞,1929年6月25日，第336期，第3版。
⑥ 石掠:《做知县当真能医牌瘾吗》，《安徽白话报》，1909年第4期，第16—17页。
⑦ 《民国嘉定县续志》第5卷，"风土志•方言”，《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8）,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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