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在军事上、政治上作积极之活动，必须有法国之同情。 故对法交涉非常重要，宜速与法国参谋
本部详究大局之利害，促进其认识与决心。 三，惟法国虽因对德关系，愿与苏联接近，但在远东
陆海军力量均极薄弱，尤以安南防御未固，深以开罪日本为虑。 若法苏之对日态度能得到英国
之拥护，则可减少法国之过虑，而增加法苏之力量。 四，因是中日战事苟有影响欧洲大局之可
能，则操其枢纽者全在英国。 故我方对英不独须保持传统的密切关系，且应使之彻底觉悟中国
战败后英国在东方领土所受之实际威胁及权益之损失，俾促其采取积极态度。 五，对德、对义
各别作外交活动。 对德以军事上及经济上之特殊利益为条件，表示中国将来仍持敦睦政策之
诚意；对义以近年特殊之友谊关系为辞，请其至少维持友谊之中立，我方需竭力去除对中苏接
近之怀疑。 六，美国目前政策仍在避免牵入战争漩涡，但美国民众态度极易变更，数月之后或
因情势之发展采取较为积极之行动亦未可知，故此时我方仍应竭力设法谋得美国人民之同情。
七，进行上述各项之运用，希望达到如下之局面：（1）形式上中国单独抗战到底，但能得到苏联
军事上积极援助。 （2）英法苏在外交上共同行动，逐渐演成军事干涉。 八，上述方案系根据现
在形势与吾人之期望推演而来，惟国际情形瞬息千变，未可尽如吾人之逆料。 故吾人固应尽可
能之努力，以期达到第七项之局面，同时如有第三国对于中日战争寻求和解之方法而表示欲执
斡旋之劳，则吾人亦不宜拒绝，惟当权衡利害，妥慎运用，再定应付之方略。 ①

《外交方略》反映了国民政府在中苏订约后的对外目标、方针及其理由。 但是，只要细加分析，
即可看出其中包含两大误区。
第一，基于对中国“单独苦战”的悲观展望，《外交方略》 立足于“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即
借助第三国的援助而共同战胜日本。 为此，其首先寄望于苏联在军事上的积极援助，复又希望由苏
联连锁式地引发法国、英国、美国对华帮助，最后还主张维持与德国、意大利的友好关系。 这是一种
团结日本以外的一切国家为友国的构想。 但是，《外交方略》所期待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三种互有
矛盾的、不同性质的力量，故难以如中国所期待的那样采取一致行动。 特别就苏联来看，它不仅与
德意根本对立，与英美法之间也存在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 尤其在对德关系方面，
苏联因为德国的反苏及《日德防共协定》的存在，在中苏缔约之前就一再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对德友
好政策，在中苏缔约之后更是希望国民政府疏远德国。 ② 故《外交方略》 要求对德国坚持“敦睦政
策”，必然会导致苏联的不满。 反言之，中苏既然缔约，当然也难以消除德国“对中苏接近之怀疑”。
第二，尽管《外交方略》将中苏关系摆在关键地位，但其对苏联的判断及由此引申出的对其他
国家的期待，依据的都是中方的推演，而非对方的实际态度或在条约上的承诺。 不仅如此，这些推
演还存在严重缺陷。 譬如，《外交方略》 以“中国如战败不支” 为前提，推演出“日德义集团支配欧
亚，苏联在日德夹攻之下必败”，再推演出苏联必然会为避免前者而在军事上援助中国。 但是，《外
交方略》既未对何为“战败不支” 做出界定，也未考虑到它与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主张的“抗战必
胜”之间的抵牾。 再如，《外交方略》不仅认为中日战争必然引发日苏战争，而且过高估计日本，断
定“即日本单攻，苏联亦败”。 实际上，1934 年 6 月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就已相当于日本陆军的总兵
力，其后双方的差距持续扩大。 因此，鲍格莫洛夫在中苏缔约前就向中方强调“日本不可能对苏单

①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 6 次会议记录》（1937 年 8 月 30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 00. 9 / 2，
全文载《民国二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 2016 年编印），第 570—572 页。 笔者附注：文中作为国名略称的
“义”指意大利，下同。
② 详见鹿锡俊《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 11—1937. 8）》（《抗日战争研究》2022 年第 1 期）
和本文第 2 节以后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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