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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认定日本为侵略国,二须英国能更进一步干涉中日战争。 否则苏俄因顾虑德国、波兰之袭俄,殊不
                   敢参加中日战争。” 至此,蒋介石对苏联参战前景的评估也转趋悲观。 在 9 月 29 日的日记中,他
                                     ①
                   考虑“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战事”。 在 9 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他还批评
                   道:“外交形势苏俄始终凉淡、投机,其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至今尚无一机到着,而且召其大使

                   回国,究不知其用意所在。 俄狡而倭暴,中华挟于其中,不有神力,何能坚定?”                                    ②
                       为推动苏联等国援华,在 10 月 1 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
                   精卫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主张“为求国家之生存,应不惜牺牲展开局势”。 据此,他们提出“须利
                   用外交以实际利益换取各国援助”,可考虑的措施包括外蒙自治、中德经济协定、各国通航等。 会

                   议决定由王宠惠、张群(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熊式辉(江西省政府主席)对此加以研究。                                           ③  4 日,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要求中方同意苏在兰州设领及通航,当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随即

                   决定“俄要求两节均可通融允许”。                ④  然而,尽管中方积极争取,却仍得不到苏联对“武装支持” 的
                   同意,英美法当然更无实际行动。 因此,受命研究外交措施的熊式辉 10 月 5 日“以英、美、法、俄不
                   能积极援助,拟向德、意用工”。 对此,周佛海认为,“德、意对华能维持现状,已属满意,欲其再进一

                   步,决不可能;且因此而犯英、美、法、俄之忌,犹为得不偿失”。 结果,这次讨论“无结论而散”。 6
                   日,周佛海等人“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 周佛海
                   等人的态度表明,国民政府中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中国不抗日,日本本来会先打苏联,所以苏联有全
                   力援助中国抗战的义务或道义责任。 另外,由于他们实质上否认中国的抗日首先是为保卫中国,且
                   把苏联的援华单纯定义为对日参战,故而在对这一愿景感到失望后,他们对苏联在军需物资及外交
                   等场合的援华也视而不见,开始抱怨国民政府是在为苏联及中共做出牺牲。 8 日,因为获悉美国总
                   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谴责日本的谈话,原来反对熊式辉意见的周佛海转而认为,日本必定会因

                   此拒绝美国调停,故“将来由德、意出面,日或可接受也”。                          ⑤  由此可见,在《外交方略》所指望的“第
                   七项之局面”久盼不至后,疑苏者开始更多地重视《外交方略》第八项,即借助第三国的斡旋寻求中
                   日“和解”,而其首选还是与苏联对立的德国。 这与依靠苏联参战以图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形成

                   鲜明对照,可喻之为以“倚德议和”为目的的“德国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等人更加注意对日留有余地。 譬如,在 10 月 11 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

                   常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报告上海有人主张对日绝交及宣战,汪精卫随即强调,
                   国防最高会议第一次会议业已决议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取宣战绝交等方式,故宣传部应遵照此方针

                   指导社会。     ⑥  在 13 日召开的国防参议会上,又有“以对日绝交为言者”,汪精卫竟指责说:“绝交自
                   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于我之形势亦必大变,故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

                   策,虽谓汉奸可也。”         ⑦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1 册,1937 年 9 月 28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版,第 113 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9 月 29、30 日“本月反省录”。
                      ③   参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 18 次会议记录》 (1937 年 10 月 1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
                   00. 9 / 3;《邹琳致孔令侃电》(1937 年 10 月 2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档案,3009(2) / 52。 笔者附注:孔祥熙于 1937 年
                   4 月 2 日出发访欧,10 月 18 日返抵上海。 孔外访期间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等机构的会议,均由其部下邹琳等人代理出席。 孔回国
                   以后的重要会议也常由其部下列席、代理或与孔共同与会。 代理者几乎每次都将会议内容转报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等。 现收入
                   孔祥熙档案的这些资料是研究本课题的珍贵记录。
                      ④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 19 次会议记录》(1937 年 10 月 4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 00. 9 / 3。
                      ⑤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7 年 10 月 5、6、8 日,第 78—79 页。
                      ⑥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 21 次会议记录》(1937 年 10 月 11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会 00. 9 / 4。
                      ⑦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37 年 10 月 13 日,第 8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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