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响，也折射出了日本所设障碍对国民政府的分裂效果。
就在这种状况下，11 月 5 日傍晚，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广田提出的议和条件。 蒋虽然在 11
月 4 日刚刚觉得“俄已无望” ，但在获悉日方条件后，亦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
①
就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关于采取这一态度的理由，蒋除提及“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
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 以外，特别强调：假如同意日
本的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

策，假如由于日本的政策而使中国政府垮台，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 但是，
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②
蒋介石此时特地提出共产党问题，并非偶然。 在与陶德曼会谈前夕，蒋正在为中共问题焦虑，
深感“外患未消，内忧日增”。 会谈开始后，他即意识到日本的议和条件是以“ 试探防共协定为

主”。 ③ 另外，会谈结束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也反映出其时国民政府高层对中共问题
的重视。 从相关记录看，蒋介石在会上先就 11 月 3 日开幕的比京会议重申了 3 条方针：1. 对友邦
出面维持正义调停纷争之举，不应使之不快，即或会议无结果，亦应使之明了须由日方负责。 2. 中
日交涉须有第三国参与，如此，即使牺牲亦是便宜。 反之，如直接交涉，即使便宜亦是牺牲。 3. 要设
法使英美促成苏联参加远东战事。 接着，蒋就把重点转到对中共的指责，称“共党在庐山商谈各事
均甚合理，所以容纳。 现在事实多与前谈不符，即该军索要种种供给每以命令式行之。 我们举国一
致抗战，并非有共党后始能抗日，盖抗战是一事，联俄又为一事。 希望大家认清”。 对此，汪精卫呼
应道：“外面宣传有几种不对：（一）国共合作，（二）联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 此类宣传皆应纠
正。” 蒋、汪的这些发言，使与会者对该次会议浓厚的“反共”气氛留下了深刻印象。 譬如，徐永昌
④
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蒋介石的讲话归纳为：“今日之坏，坏在人人捧共产党，以为将来加入共党之余
地，故受其麻醉、受其宣传而捧之者少，而无是非、无人格的捧之者多，国家危亡皆在于此。”徐还特
地提到吴稚晖在会上指出“英国今日之联俄是恐其再偏则愈不可收拾，吾人之容共亦应以英人对

俄之心为心”。 ⑤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部长翁文灏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强调，汪精卫在会上提议取消
“国共合作”等口号；蒋介石认为“非共党而拥护共党，以希图趋时得利者，最应制裁”。 ⑥
综上可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议和条件之际，中国全面抗战已届 4 个月，由于苏联没有
如国民政府预期的那样参战，而中共在国内的影响力却迅速上升，国民政府高层对“联俄” 与“容
共”的副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 基于此点，他们一边期待苏联参战，一边却开始否认“联俄方
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从而再次暴露出他们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 这一本质使国
民政府高层既在“抗日”方面与苏联、中共有利害上的一致，又在“反共”方面与日本、德国有理念上
的共鸣，故陷入了深刻的自我矛盾及政策取向上的两难困境。 总之，11 月 5 日蒋介石对陶德曼的
谈话与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的基调说明，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日、对苏、对中共关系
上的两难之叠加，使他们自全面抗战后一时收敛的“反共”执念又恢复炽热了。 从这个角度解读蒋
对陶德曼的回答，不难看出蒋在拒绝日本旨在离间中苏、分裂中国的“共同防共”的同时，也有以真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11 月 4 日。
②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7 年 11 月 5 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陶文钊分卷主编：《抗日战争》第 4 卷，“抗战时期中国外
交”（上），第 164—165 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11 月 4、5 日。
④ 《徐（堪）次长致孔秘书电》（1937 年 11 月 7 日收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档案，3009（2） / 19。
⑤ 《徐永昌日记》第 4 册，1937 年 11 月 5 日，第 167 页。
⑥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上册，1937 年 11 月 5 日，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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